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人与《资本论》的相遇，既是中国人自内而外四处寻找救国真理的价值驱使，也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改造世界的内在张力的实践表征，更是危机丛生的近代中国社会思想裂变的前奏。现实中各种要素的互动与碰撞，使《资本论》早期的接受体现出强烈的时代特点。
01
接受主体身份和态度的
多元化
接受主体指的是《资本论》的受众，主要是具有接触外来文化便利条件的知识分子。《资本论》属外国思想著作，其外来身份决定了具有世界视野或外语优势的人能优先接触到这一著作，并且这一著作学理的深奥性与严密的逻辑性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接受主体首先是具有一定文化基础的知识分子。
当时《资本论》的接受主体不仅包括已经具有某种明确思想主张的知识分子，如孙中山、朱执信、戴季陶等曾在文章或讲演中公开述及《资本论》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也如发表《驳社会主义商兑》等文为《资本论》正名的中国社会**员，还如在文章中论及《资本论》的无*府主义者刘师复、*凌霜等人；也包括其他尚无确定思想主张的知识分子，如在报刊杂志中发表文章讨论过《资本论》的新闻从业人员、大学师生。这既是当时欢迎外来文化活跃氛围的体现，也表明不同社会群体实际有着共同的思想诉求，《资本论》无疑与这一诉求具有某种程度的契合性。
需要指出的是，《资本论》虽受众多样，但人们对此的态度却并不相同，主要有以下四种类型。
否定论。年《晚近社会主义之派别与宗旨》中提出马克思的学说包括“余值”和“资财由渐汇聚之公例”两大学理，但认为这些学理“固无科学上之价值，而与事实相背驰者也。”
肯定与否定兼具。*凌霜提出“马氏经济论最缺点的地方还在他的记载有不尽不确的地方”，但同时又认为“‘余值说’‘工值说’就现在看起来……是不可磨灭的。”蓝公武也认为马克思的价值论“有一部分是真理有一部分是错误的”。
肯定并将之作为原有思想的补充。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孙中山、胡汉民等，中国社会**员煮尘等均属于此类，他们虽坚持自己的思想主张，但对《资本论》赞誉有加，并一定程度上吸收其思想。
充分肯定《资本论》的价值并选择其作为根本理论遵循。李大钊、蔡和森等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代表。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中专辟一部分分析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对于人们对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攻击甚或加以痛诋”的情形颇为不平。蔡和森认为《资本论》是马克思学理“一以贯之”的三个要点之一，自称为“极端马克思派”。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紧紧抓住理论的整体性，完全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解读《资本论》，最终选择其作为观察和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而一生追随。
《资本论》进入中国人视野的早期阶段，人们对此的多元态度是与其磨合的真实反映，并非没有积极意义，批评、质疑、争论好过漠不关心或绕道而走。虽然接受主体对《资本论》的态度多元，但大多对其都有肯定的一面，完全否定的并不多。年北洋*府国务院查禁一批书报，其中就包括《资本论》，但民众对于这种查禁甚为不满，嘲讽道：“像我国愚蠢的*府，居然也晓得有这种人名书名，他的智识，也不能不算有些进步了。”这种不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对《资本论》的正向接受，《资本论》对社会现实的有力解释又证明了其理论的正确性，进而肯定《资本论》的趋势日渐形成，并在接受主体中逐渐形成了以李大钊为圆心的认同者集群，他们发展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
02
接受客体的
多样化
接受客体指的是承载《资本论》信息且被人们实际接受到的各类文本。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人通过多种文本获取《资本论》信息。主要有三类。
德文版《资本论》。年浙江的马一浮就将德文版的《资本论》带回向乡人展示。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也是就《资本论》第一卷的德文版进行翻译。《资本论》德文版已进入人们的视野之内。
《资本论》的诠释本。当时主要有以下几种。一是考茨基的诠释本。年戴季陶翻译的《马克斯资本论解说》注明“是转译日本社会主义者高畠素之所译有名的社会主义学者考茨基氏所著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同年，《晨报》连载了陈溥贤翻译的《马氏资本论释义》，同样注明是“柯祖基原著”。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马克思经济学说》，陈溥贤再次声明这本书原著者是“KarlKautsky”。考茨基的《马克思的经济学说》被多次翻译并从报纸连载到整本出版，成为当时人们获取《资本论》理论资源的重要客体。二是马尔西的诠释本。年社会主义研究社出版了《马格斯资本论入门》，李汉俊在“序”中声明此书由马尔西所著。三是河上肇的诠释本。年《建设》中刊载《见于资本论的唯物史观》，原著河上肇，翻译者苏中，此文摘引了《资本论》的许多内容，并重点分析了里面的唯物史观。
《资本论》的论及性文本。或多或少论及到这一著作的文本从不同角度提供了《资本论》的相关信息，如年《新世界学报》中久松义典的《近世社会主义评论》，其中阐述了“喀路麦罗古氏经济及历史之见解之‘资本者掠夺劳动社会之物也’一说”。喀路麦罗古氏即马克思。与诠释本不同，论及本对《资本论》的提及是零散的、片段的，并且带有作者鲜明的主观态度，有的持肯定态度，有的持否定态度。前者如福井准照的《近世社会主义》，此书年前在中国被不同译者翻译多次，它赞扬《资本论》“为社会主义定立确固不拔之学说”。后者如北昑吉的《社会主义之检讨》，提出了一系列反对《资本论》的意见，说“马克思谓‘不劳动而取得生产为掠夺’岂非谬误之断定乎。”
《资本论》在中国的早期接受阶段，几类接受客体共存于主体的接受视野之中，并以次生形态的文本为主，这对《资本论》的接受产生双重影响，一方面提供信息，成为人们认识《资本论》的重要门窗；另一方面，某些文本因作者个人偏好，某种程度上会影响人们对《资本论》精神实质的掌握。但必须注意的是，当时人们并非被动地、机械地、不加判断地人云亦云，而是依据客观条件和现实需要能动地、具体地、现实地对信息进行分析和筛选，从中吸取所需的理论养料，以此探索救中国的新路。
03
接受内容的
集中化
19世纪末20世纪早期，内忧外患、国弱民穷的残酷现实促使人们急切寻找打破困局的有效方法，国难当头的重压与实际接受客体的局限使人们对《资本论》的接受不够充分全面，而是有选择地重点
资本的内涵。年马克思的中译名是与“资本”概念同时出现在报刊中，或许正是由于开端的影响，马克思的“资本”观点一直备受瞩目。年朱执信在阐述《资本论》概要时强调“资本基于掠夺”“资本家者掠夺者”。年孙中山在中国社会*的演讲中多次谈及《资本论》，认为其要旨是“资本公有”。年刘师复批评孙中山“不知所谓资本公有”，说马克思的“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资本家借此可剥夺劳动者的利益。年刘秉麟在《劳动问题是些什么？》中说：“若是讲到什么叫做资本，还是马克斯说得精透。马克斯说：资本不过是一种工具，以外还可以使不劳动的人，得到一种进款。”年于树德在《资本之研究》中说马克思“下资本之定义曰‘资本者掠夺劳动者制御劳动者之手段也。’”刘大均从资本的角度来翻译《资本论》的名称，说“马克斯……著书曰母财。”当时人们对“资本”的一再论述表明将此看作是《资本论》的重要概念，且多倾向于将资本看作是掠夺劳动者利益的工具或手段，并以此来把握资本家和劳动者的对立关系。
剩余价值学说。剩余价值学说是当时人们围绕《资本论》反复谈及的重要问题。年欧阳溥存写道：“劳动力实已生新财矣，愿所得转见攘于资本家，资本家之所以能攘取其财，则以凭籍法则，而理则实等于欺诈强迫之为者也。所攘为何，即劳动者所生之剩余价值是也。”明确提出剩余价值是资本家从劳动者处掠夺而来。年李大钊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下）中指出：“工人所生产的价值……其价与十小时的工力相等，而工人所得，则止抵五小时得价值，其余五小时工力得价值马氏叫作‘余值’”。指出资本家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掠夺是现代资本主义的秘密所在。杨匏安也分析了剩余价值，“资本家给劳动者以六小时工值，而收十二小时之劳动效果，此中有六小时之价值差别，是名‘赢余价值’”，并点明“马克思之经济学说，其大旨不仅指斥资本家之贪婪，而在于揭破资本主义之不公。”刘秉麟在《分配问题发端》中将剩余价值学说视为《资本论》的核心内容之一。李万里还将《资本论》直接翻译为《余值说》，“德人马克思……有余值说一书行世。”时人对于剩余价值的讨论和基本一致的态度表明，资本家无偿占有剩余价值的现象引起了人们的公愤和共鸣，人们对这一观点的高度
唯物史观。时人对《资本论》的摘引主要围绕唯物史观。胡汉民摘录了《资本论》的许多内容来阐述唯物史观，包括“《资本论》第一卷附注”和“《资本论》第三卷”的内容。费觉天也通过摘录“资本论第二版序文”“资本论第三卷第一段话”“资本论第一卷底注脚”“资本论初版马克思自叙”来阐述唯物史观“原论”。他们都是从《资本论》中重点提取了唯物史观这一内容。范寿康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中写道：“我并不敢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一定不错，不过我要说他错，我当然要科学的根据。他一生颠沛流离默察静思了一世，作了一部大著资本论，我连看都没有看，恐怕看也不能了解他的真意，那么以我这种人来反对这个唯物史观当然是没有意义极了。”显然也是将《资本论》看作是马克思阐述唯物史观的主要著作。
综上
《资本论》内容丰富，人们对这一著作的早期接受并非面面俱到而是有所侧重，这是接受环境的物质性与接受主体能动性矛盾运动的结果。
第一，重点接受哪些内容是现实环境所制约的社会基本理论期待的集中反映。任何著作都有其产生的特定时代，接受者也是在具体的现实中展开接受，著作的产生条件与接受条件不可能完全相同，因此著作中最靠近接受者现实的内容更能引起共鸣从而被优先接受。鸦片战争之后，我国无产阶级在数量和力量上不断发展，但现实是工人境况不如骡马，无产阶级力量的不断增长以及悲惨的生活境遇促使其日益觉醒，也促使具有社会责任感的知识分子不断思考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和改变的途径，从而剩余价值学说等这些最具现实解释力的内容首先被提取出来成为人们重点接受的内容。
第二，重点接受哪些内容受到接受者主观条件的影响和制约。当时人们认为“马克思的著书是以艰深难读著名的”，国民总体知识水平的限制，以及所接受到的《资本论》又经过语言和语境的多次辗转，往往更感其深奥难懂，不同接受者虽然在知识结构、实践经历、个性特征等主观条件上有差异，但共同指向的这些内容，无疑表明它们与时人的接受能力相适应，是当时易于理解的内容。必须指出的是，囿于当时复杂严峻的现实形势，虽然人们对《资本论》内容的接受有所侧重，但已经涵盖了马克思的两大发现，抓住了其中的精髓观点，正因如此，当人们用这些理论观点分析现实时能切中时弊，并最终促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作者：刘吕红张曼
来源：年第3期《思想教育研究》
题目：《资本论》在中国早期接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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