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的人，都知道李大钊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这属于基本的常识。版的《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中是这样描述的：
在中国大地上率先举起马克思主义旗帜的，是李大钊。
李大钊是从爱国的立场出发，从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十月革命以后，他于年7月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认定资本主义文明“当入盛极而衰之运”，“二十世纪初叶以后之文明，必将起绝大之变动”。在同年11月、12月发表的《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两文中，他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确信“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年9月、11月，他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明确地把马克思主义称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并且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阶级斗争理论作了比较系统的介绍。与以往一些人对马克思学说所作的片断的、不确切的表述不同，这篇文章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已经具有相当完整的形态，而且做出了基本正确的阐释。这表明，李大钊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不过，这一学术共识在十几年前曾经被一位名叫石川祯浩的日本学者质疑，他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出版）一书中提出了堪称颠覆性的观点，即：在李大钊之前，还有一位先驱人物，更早在《晨报副刊》上传播马克思主义，而且李大钊的名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所根据的材料正是由这位先驱从日本提供的。根据这一结论，李大钊的第一人地位将被取代，最关键的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的源头，变成了日本。平心而论，石川祯浩的这部著作学术水准颇高，使用了大量第一手新史料，因此也得到我们学术界的认可。但是，在有些关键问题上，他犯了明显的错误，甚至夹带私货。
先来了解一下，石川祯浩提到的这位先驱人物究竟是谁呢？他叫陈溥贤（—），字博生，福建人。他与李大钊同时在日本留学，在历任留日学生总会文事委员会编辑主任时，陈是编辑委员之一，李陈也同是中国经济财政学会责任委员。回国后，两人都进入《晨钟报》工作。由于政见不合，李大钊很快就辞职离开了。年9月，《晨钟报》因刊载段祺瑞向日本大借款事而遭查封。同年12月1日，《晨钟报》改名《晨报》，重新出版，版面安排和内容方面作了重大调整。年2月7日，该报于第7版正式设立《副刊》。就在这一背景下，陈溥贤以特派记者身份被派往日本，最初计划是探听日本在巴黎和会的态度，却敏锐地察觉到了正在日本兴起的马克思主义传播热，遂以“渊泉”为笔名在《晨报副刊》上对这一文化现象做了报道，并分别于4、5月翻译发表了日本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河上肇的《近世社会主义鼻祖马克思之奋斗生涯》和《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等文章，6—11月份又翻译发表了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而李大钊的名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于10月份的《新青年》。
有人或许会说，这样看来，石川祯浩的新结论似乎完全可以成立啊。别急，不少学者都专门撰写了文章，对上述错误观点进行了全方位反驳。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一、石川祯浩所标榜自己是第一个发现“渊泉”是陈溥贤笔名的人，实际是故意抬高自己。杨纪元早在年10月的《党史研究资料》第10期发表的《“渊泉”不是李大钊的笔名》一文中，就已经考证出了“渊泉”不是李大钊的笔名，而是陈溥贤。最有意思的是，石川祯浩在开列参考文献时，其他年份的《党史研究资料》都一一开列，唯独没有把年的列上，这种操作很难不让人生疑。
二、石川祯浩所谓中国学者以往都把“渊泉”误认为李大钊，实际上根本是个伪命题。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陈溥贤所翻译的《马克思经济学说》，《凡例》的结尾处明确署名“渊泉”。鲁迅在文章中也称“陈渊泉”，以及梁漱溟的相关阐述等，都可以证明同时期学者非常清楚“渊泉”是谁。新中国成立后，也只有年《党史资料征集通讯》第7期发表的王志新《部分党组织和党史人物的代号、笔名、别名录》在谈到李大钊笔名时列出了“渊泉”，其余研究李大钊的学者从未说过“渊泉”就是李大钊。
三、李大钊早在年底就已经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虽不系统，但倾向性已经非常明显，而且《晨报》后来的改革方向，正是受到李大钊思想的影响。换句话说，有了李大钊的影响，才有了《晨报》的改革，才有了《副刊》的设置，才有了陈溥贤被派往东京。陈溥贤之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