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亚主义回归与全球革命:亚历山大· 杜金的地缘*治观
亚历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一个令西方媒体感到恐惧的名字，但他的可怕之处并不在于自杀式袭击或者发动圣战，而是致力于发展反西方，尤其反美国的新的大战略和意识形态。而他之所以被关注，则端赖于乌克兰危机问题。2014年，美国学者Anton Barbashin和Hannah Thoburn在《外交事务》发文，指出杜金是普京的“大脑”，是俄罗斯扩张主义意识形态的来源。[1]2014年末，美国《外交*策》杂志将其评为2014年度的全球思想者，并和叙利亚的恐怖主义领导人Abu Bakral-Baghdadi，以及伊斯兰国Jihadi John等并列挑拨者（agitators）行列，令其声名鹊起。在美国人看来，*治哲学家亚历山大?杜金一手策划了俄国扩张主义的意识形态，为俄国“吞并”克里米亚提供理论背书，因而成为普京名副其实的“智囊”。
中国论文
一、欧亚主义与新欧亚主义
欧美媒体中所指称的意识形态，就是杜金发展的新欧亚主义思想，它产生于俄罗斯的思想语境，首先是针对俄罗斯面对强势的西方话语所深陷的生存困境。这种困境表现为俄罗斯传统主义和保守思想的一波三折，因此在了解杜金的新欧亚主义之前，我们首先需要回溯一下历史。
欧亚主义的思想渊源要回溯到19世纪，其表现为当时的俄国知识分子对于俄国的欧化改革的担忧，体现为“斯拉夫派”作为一种话语形态在俄国的兴起。[2]如果我们将彼时的西欧理解为个体的、物质的、理性的“先进”文明的话，那么斯拉夫派的核心诉求就是力图保留俄国的本土社会结构、价值观念和*治经济制度，因此它所吸引的也多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富有的、见多识广的旧贵族。对于始于彼得一世的西化改革，斯拉夫派无疑持否定态度，在他们看来，信奉罗马天主教和基督新教的西欧诸国是道德败坏的，而他们所发展出的*治和经济体系――立宪*府和资本主义――也是其堕落社会形态的产物。对恪守传统的斯拉夫分子们而言，俄国统一的东正宗教，无疑更有利于将俄罗斯人民紧密团结在一个基督教共同体中，维系一种自然、和谐和人道的相互关系，这种精神生活在制度上落实为俄国的农村村社制度，以及贵族制的*府形式。
与此同时，斯拉夫派对西欧发端的现代话语也并非无动于衷，而是从自身立场出发提出了俄国现代化的改革方略，比如解放农奴、削减官僚、确立言论出版和良心自由等公民权利。尽管如此，彼时俄国奋力追赶欧洲的焦躁心态蔓延于社会和宫廷，斯拉夫派遭遇到了俄国“西方派”的言论围剿，也为官方改革者所不容，并最终在尼古拉斯一世、亚历山大二世等君王的西化改革浪潮中销声匿迹。
可以说，“西方派”和“斯拉夫派”这两种话语形态的交锋，其实是俄国在遭遇到一个在军事、经济和文化观念上异常强大的西方，以及其所代表的进步的现代性之后所发展出的应对策略。如果我们把它放在世界近代史的大时段中观察，俄罗斯和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非西方国家一样，都曾被迫对过于强势的西欧文明作出回应，并在这一调试过程中艰难地塑造新的*治认同。这在西欧的现代性叙事中呈现为各种形态的保守主义，而在非西方国家则表现为各种形态的本土传统话语的再生和更新。
正是在这种循环之中，俄罗斯的本土主义迎来了第二个春天。但这次它换了一个名字――欧亚主义，其直接针对的敌人也变成了两个――西方派和布尔什维克派，这两个派别在理论形态上化身为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如果我们把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视为欧洲现代性左右互搏的两个侧面的话，那么欧亚主义从其诞生之初就蕴含着反对西方和现代性的理论倾向，其中潜伏着或多或少的“守旧”因子。如果要为这种理论找一个现实寄生者的话，那么最合适不过的就是俄国的保守“旧贵族”。伴随着十月革命的爆发，以及继之而来的内战，原有统治势力流亡异乡。对俄国革命的不满，促使其中的知识分子在观念层面寻找布尔什维克的替代方案，而这种智识探求的成果之一便是欧亚主义。欧亚主义者对西方派和布尔什维克派同时提出质疑，在他们看来，俄国的未来出路既不在于导向西方，走立宪民主道路，也不在于通过阶级冲突和全球的无产阶级革命开辟全新的发展模式，而是将自身发展为一个独特的文明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创造出一个既不同于欧洲，又不同于亚洲，但同时包含二者特性的新权力中心和文明中心。欧亚主义者们笃信西方终将衰落，而俄国将会成为新的世界模范。[3]
在反对西方化的问题上，欧亚主义和斯拉夫主义可谓如出一辙，二者都强调俄罗斯自身传统和发展道路的独特性，并且都批评由彼得一世开启的亲西方的改革*策，但他们并非完全一样，后者更强调民族和种族的重要性，反对国家干预，而前者更倾向于精神、文化的亲缘性和共同的历史命运，并且认可国家在实现俄罗斯*治和社会改造中的价值。在对待俄罗斯历史问题上，欧亚主义认可蒙古人在俄罗斯的统治，尤其注重蒙古帝国留给俄罗斯的强国家以及等级制服从的*治遗产，由此带给俄罗斯的亚洲血统和价值观念。作为思想学说，它远比斯拉夫主义更为系统和持久，同时欧亚主义的发展是几代思想家共同努力的成果，但代际问题也让它变得更为复杂。[4]
对于寻求布尔什维克替代方案的俄罗斯侨民而言，欧亚主义可谓正中下怀，因而其在俄罗斯侨民之间声誉日隆，不乏追随者，但这也注定了它无法在致力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苏联获得接纳。通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获得统治正当性的苏联*权，不可能容忍其他替代性意识形态的出现，因而欧亚主义也就只能沦为流亡者的思想。而这种流亡最终也会同流亡者本身一样，如果不能找到自己思想寄居的家园，要么会客死他乡，要么在时代境遇中寻找重生。
20世纪80年代末期，苏联*权开始遭遇危机，苏联*治也开始由亲西方的改革派所支配，但一系列自由化的改革措施不但没有缓解苏联的经济衰落，反而催生出更为严重的*治危机，最终导致1990年代的苏联解体。对改革造成的局面的不满，在俄罗斯催生出一个反西方和反自由化的*治运动，新欧亚主义就是其中的一个支派，并最终在1990年代末发展为一支独立的*治力量，而杜金正是它的始作俑者和集大成者。随着新欧亚主义的出现，之前的欧亚主义也被学界称为古典欧亚主义。 亚历山大?杜金
仅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新欧亚主义在思想上和古典欧亚主义有着亲缘关系，在杜金看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和*治现象，新欧亚主义脱胎于古典欧亚主义的框架，接受古典欧亚主义的基本立场，并视其为理论出发点和根基，同时新欧亚主义的思想语境是后苏联时代俄罗斯人爱国主义的自我意识，其致力于在新的文化、哲学和*治语境下，有意识地发展古典欧亚主义的基本原则。[5]杜金将欧亚主义界定为一种结构主义理论，结构被视为区别于其部分的整体。同时杜金将文明视为欧亚主义哲学的核心概念，由于地球上存在不同的文明体，而每一种文明都有自身的结构，正是这种结构确立了它所包含的要素，并赋予其意义和连贯性。每一种社会体系都由其特定的社会结构所决定，并无法与其他社会结构相兼容。
从这个视角出发，欧亚主义从其诞生之初，就志在瓦解西方社会的普世主义，及其以普世的名义强势改造其他社会形态的文化霸权。杜金认为这是古典欧亚主义和新欧亚主义内容的连贯性之所在。新欧亚主义除了继承古典欧亚主义的基本观点立场外，还大量吸收了欧洲的传统主义、新左派、新右派、人类学、地缘*治的思想观念，从而在新的语境之下实现了第二次重生。如果说古典欧亚主义主要针对罗马--日耳曼欧洲，那么新欧亚主义则主要针对美国。事实上，杜金的新欧亚主义有着明晰的战斗目标――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及其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杜金将新欧亚主义视为一种反抗，这种反抗，首先是在观念层面上反抗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所依赖的现代和后现代哲学，为此杜金借助传统主义立场，同时结合其他左右翼理论予以反击;这种反抗，对俄罗斯而言就是奉行某种形式的大陆主义，打造一个欧洲--俄罗斯的共同空间――大欧洲计划;同时，在更广阔的意义上，新欧亚主义还被杜金视为取代单极全球化以及西方的新殖民主义，倡导多元世界的新理念。[6]
二、新欧亚主义与地缘*治
如前所述，杜金的新欧亚主义继承了古典欧亚主义的基本立场，但在实质上二者仍然存有不同，这和不同时代思想者的问题意识相关。单就杜金而言，地缘*治和意识形态构成其理论结构的两个支点，它们分别对应美国所发展起来的去地缘化的单极全球化及其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杜金反对美国提供的全球化图景，根据这一图景，全球化要么发展为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要么发展为一个统一的世界*府，而在杜金看来，这就是西方模式的普世化和大西洋主义的具体实施。杜金将新欧亚主义视为单极全球化的替代方案，按照这种理解，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民族国家作为一种组织领土和人民的形式已经过时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每个国家都只有三种选择：要么固守僵化的主权国家模式、要么接受美国主导的自由秩序、要么基于历史、文明和战略的共同性组建超国家*权形式（大空间）。在此背景下，欧亚主义提供的模式是组建大空间。据此世界将被划分为几个自主的生活空间，在各个空间内部由一系列国家组成联邦或者“民主帝国”，每一个空间都代表着多极世界的一极，按照自身的种族、文化、宗教和行*特性组织自己的管理模式。同时各个空间是彼此开放的，并在此基础上相互对话。[7] 标题新欧亚主义形成于1920年代俄罗斯流亡者的*治运动
（一）空间与地缘*治、陆地与海洋
尽管杜金将地缘*治学整合进其新欧亚主义的论述之中，但作为一个学科和知识体系，地缘*治学的思想渊源主要来自西欧，尤其是德国。在这个意义上，杜金将自己视为学术“嫁接者”。借用卡尔?施密特关于空间秩序的界定以及陆地与海洋的二分法，杜金将世界历史描述为陆权和海权、陆地文明和海洋文明的殊死搏斗，而任何一方的胜利，都意味着历史的终结。陆权与海权的冲突在国际*治中表现为以美国为代表的大西洋主义和以俄罗斯为中心地带的欧亚主义的冲突。为了在全球范围内抗衡大西洋主义的影响，俄罗斯有必要发展多中心的联盟体系，而每一个中心都自成一个大空间体系，因而这多个大空间的结合，就构成一个全新的帝国联盟体系。由于俄罗斯占据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因而在这个结盟体系中占据主导位置，而俄罗斯人民自然就成为了这一独特的欧亚主义使命的历史担纲者。
（二）地缘轴心体系
就联盟而言，杜金首先将世界划分为四个文明区域：美国--拉美、非洲--欧洲、亚太地区、欧亚区域，并以俄国为中心点，构建欧亚主义联盟体系。就俄国与欧洲的关系而言，杜金提出的应对策略是构建俄国--德国轴心来分割欧洲，两个国家根据各自的影响范围来划分东欧，德国将因此获得对多数地处中东欧地区的新教和天主教国家的实际支配，同时作为交易的一部分，俄国将归还德国加里宁格勒（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首府），这让德国摆脱掉目前的附庸地位，作为一个地缘*治主体重新进入历史。与此同时，他还主张构建一个柏林--巴黎的次轴心，作为整合西欧的基础，确保其不受大西洋主义的威胁，同时再隔离英国，并通过鼓励分离主义和民族主义破坏英国领土完整。
在与东方国家关系上，杜金则倡导构建俄国--日本轴心。日本在二战时期的大东亚的地缘*治实践，以及柏林--罗马--东京轴心给杜金留下了深刻印象。在他看来，日本有着反西方的历史，并且占据亚太地区的战略地位。尽管是个岛国，日本却是个名副其实的有着大陆倾向和抱负的国家。作为交易，俄国将把千叶群岛归还给日本。杜金将中国视为威胁，部分源于中俄的地缘相邻，而更重要的在于中国自从1970年代起便与美国走得过于亲近，有发展为美国大西洋主义的战略旗手的可能。为此，杜金提议将西藏、*、蒙古、满洲里划为两个国家的安全带，失去*和西藏，中国向哈萨克斯坦和西伯利亚的地缘突破将不再可能。为了补偿中国的地缘损失，俄国将鼓励中国向南发展，扩展自己在印度洋地区、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和澳大利亚的影响力（越南除外）。 就与南部国家关系而言，杜金主张构建俄国--伊朗轴心。在杜金看来，伊朗幅员辽阔、紧邻中亚，并且有着激进的反美情绪，以及传统取向的社会和宗教，因此是俄罗斯天然的好伙伴。与伊朗结盟还将使俄国获得通往南方暖水区的出海口。俄国将鼓励伊朗统一整个阿拉伯世界，并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纳入其统治之下。与此同时，两个国家将通过合作方式来解决在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地位问题。土耳其的亲西方倾向被杜金视为威胁，为此杜金主张鼓动土耳其境内的少数族裔叛乱。当然，杜金在土耳其问题上的立场也在摇摆，由于土耳其本身对外*策的两面性，杜金也在通过各种手段争取土耳其。事实上，杜金的地缘*治著作在土耳其相当受欢迎，该书于2003年首次在土耳其翻译出版，截至2010年，该书已经出版到第7版。在对土耳其读者的序言之中，杜金一方面直白指出作为NATO成员，土耳其的亲西方*策对欧亚主义构成威胁，但也积极劝说土耳其弃恶从良，加入到欧亚主义的大家庭来。[8]
（三）俄罗斯的地缘*治
前已述及，杜金所构想的是“大空间”联盟，在他看来，只有控制大空间，将俄罗斯周边国家整合进俄罗斯，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一个幅员更为辽阔的俄罗斯帝国，才能确保俄罗斯的地缘安全。就此而论，杜金将目前的俄罗斯联邦仅仅视为一个过渡现象，根本无法满足俄国作为地缘*治主体的战略需求。因此抛开其大空间联盟不论，俄国内部地缘*治的复杂性就需要进行清晰勾画，对此杜金又在其著作中阐述了俄罗斯内部的地缘*治问题。在他看来，俄国必须首先将自己从目前的俄罗斯联邦发展成一个欧亚帝国，这需要厘清俄国在西部与德国的势力范围，并与伊朗合作处理高加索和中亚地区的边界问题，而由此划定的俄国领土范围基本重现了当年苏联的领土版图。对于2014年持续发酵的乌克兰问题，杜金早有论断，他同意麦金德的观点，认为只要乌克兰作为一个主权国家仍然存在，谈论欧亚大陆的地缘*治就没有意义。因此，出于地缘*治的考量，乌克兰的命运就是被肢解，西部成为中欧的一部分，而克里米亚连同基辅，成为“小俄罗斯”的一部分，而乌克兰则加入俄国。[9]
除了外部边界问题，俄国内部民族构成的复杂性也是不小的挑战，在杜金看来，俄国的东、北部较为平静，而西、南部却有分裂主义的威胁，尤其危险的是被麦金德称为勒那地区（Lenaland）的分裂运动。杜金认为这片地区日益受到中国“帝国主义”、大西洋势力的渗透，以及泛突厥主义的威胁，而针对雅库特共和国的分裂趋向，俄罗斯也需要采取严厉的措施加以制止。除此之外，俄国境内的鞑靼斯坦共和国和巴士科尔托斯共和国也构成俄罗斯联邦内部的地缘威胁。对于这些民族的分裂趋向，杜金毫无例外地主张严厉控制这些自治单位，并向这些地区进行大规模移民，最终在种族上俄化这些少数民族。
（四）从两极世界到多元世界
如上所述，杜金的地缘思想其实是一种极端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他把这种模式贯彻到了极致，并将世界历史还原为由俄罗斯领导的大陆帝国/欧亚帝国和以美国为核心的海洋帝国/大西洋帝国的两极世界，而这无异于另一场全球冷战。随着年岁和阅历的增长，为了应对全球化时代反美斗争的新情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进行抗争，杜金的斗争哲学也渐趋缓和，其地缘思想也逐渐由两极对立转换为多极世界的和谐共存。 杜金将地球重新划分为三个子午区
这种思想集中体现在杜金近期在英语世界出版的著作Eurasian Mission： an Introduction to Neo-Eurasianism中，该书系统阐述了新的历史情势下欧亚主义的立场、观念和斗争路径，可以被视为杜金针对英语世界的读者所发动的新一轮文宣战。[10]杜金在该书中将地球重新划分为三个子午区：欧洲--非洲区、俄国--中亚区、太平洋区域，并指出欧洲--非洲区由欧盟、伊斯兰--阿拉伯大空间组成，俄国--中亚区由三个间或重叠的大空间组成：俄罗斯联邦及其独联体国家（通过欧亚联盟的模式予以整合）、大陆伊斯兰国家，包括（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区域。太平洋区域包括两个大空间，即中国和日本，以及从属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澳大利亚。
杜金再次肯定俄国-中亚子午区的价值，认为正是它的存在，确保了美国的单极世界无法建立，并为欧洲区和亚太区的自足存在提供保证。对于该地区的整合，杜金给出的措施是分别组建莫斯科--德黑兰、莫斯科--德里、莫斯科--安卡拉轴心。对于动乱丛生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杜金认为应该消减两个国家作为独立国家的属性，将该区域转化为一个自由的伊斯兰联邦，同时效忠于莫斯科和德黑兰。而对于多元混杂的高加索地区，杜金给出的建议是根据该地区的种族和文化区分，将其发展为一个松散灵活的联邦体系，并使其分别和莫斯科、伊朗、安卡拉结成多变轴心体系。而对于中亚地区，杜金则倡导在欧亚联盟的框架之内完成整合。对于欧亚联盟的存续至关重要的是维系好莫斯科与哈萨克斯坦、乌克兰的地缘三角关系，对于那些加入欧亚联盟比较犹豫的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等国，杜金认为时间和情势会促使他们做出决定：主权在全球化时代已经变得无足轻重，他们要么被融入美国主导的自由世界秩序，要么在欧亚联盟的框架之内维系自身的文化和宗教认同。
三、新欧亚主义与第四种*治理论
以上是杜金的地缘*治思想，而就其所发展的意识形态而言，也是前后有别。为了反抗自由主义，杜金在初始阶段更多是汲取欧洲传统主义的思想资源，借助欧洲内部对启蒙思想的批判，来发展自己反对欧洲/西方/美国的保守意识形态。而它落实在俄国的土壤中，就是要呼唤一个强调等级和服从的社会和*治，杜金将其最终落实为俄国的东正教传统。但需要注意的是，杜金早期所构造的以俄罗斯为中心的“帝国联盟”，是一个多元异质文明的组合体，每一个帝国轴心，如伊朗、德国等，都有其自身的文明传统，不可能将东正教强加到其他盟友身上，让其成为帝国联盟的主导观念。在这个意义上，一个“诸帝国的帝国”将始终是一个多元、但却无法一统的松散局面，因而合众为一的工作就需要更具有包容性和普遍性的意识形态支撑。在2007～2008年之间，杜金通过引入第四种*治理论最终完成了这项工作。[11]杜金将其视为欧亚主义发展的一个崭新阶段，而借助第四种*治理论，欧亚主义也摆脱了西欧传统主义者所主张的“第三条道路”的路径依赖，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新的理论基点。 在杜金看来，第四种*治理论是欧亚主义观念的延续――它承袭了欧亚主义反自由主义、反现代性、反欧洲中心论、结构主义取向、多极化的基本立场，但又实现了对左翼和右翼的创造性综合，创造出一种不归属于自由主义、处于自由主义左翼的共产主义和处于自由主义右翼的民族主义的第四种*治观念，从而彻底超脱出欧洲现代性问题的思想框架，发展出一种面向未来的规范理论。[12]
杜金的这种综合一方面去除了社会主义中的物质主义、无神论和现代主义的特征，另一方面剥离掉奉行以“第三条道路”自居的民族主义立场中的种族主义和狭隘的民族立场。而这种创造性的综合就产生出一种不同于前面三种立场的第四种*治理论。但这仅仅是项预备性工作，第四种*治理论还需要向传统以及前现代汲取思想灵感，这些思想渊源包括柏拉图的理念哲学、中世纪的等级社会，以及神学视域下的规范性的社会和*治理论。如此一来，围绕着“反自由主义”，就形成了一个最广泛的统一战线，它融合了左右翼，同时也吸纳了传统资源，并兼容于各大宗教的世界观。杜金认为这种新的意识形态的三条主要原则在于社会正义、国家主权和传统价值，同时尽管统合这么多颇有分歧的世界观或许并不容易，但他认为在面对一个共同的敌人的前提下，它们能实现最大程度的联合。[13]
与此同时，杜金也试图为第四种*治理论找到一个行动主体，在他看来，共产主义的主体是阶级，民族主义的主体是种族或民族，各种宗教的主体是信众团体，而第四种*治理论的主体就是海德格尔的“存在”概念。杜金认为“存在”概念将让第四种*治理论作为一种包容性的意识形态持续发展，并能成为整合如此多元异象的观念群的最大公约数。在杜金看来，“存在”概念主要强调的是一个人和其所在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关联，但它的具体含义在不同的文化语境之中又各有侧重。借助这个概念，杜金完成了从多元语境中缔造一统的思想工作，同时对“存在”的理解需要每个人联系自身的文化处境来分别定义，它又给了每一个联盟者足够的诠释空间。杜金反对用左、中、右的类型学来理解第四种*治理论的思想光谱。在他看来，第四种*治理论既不是批评自由主义的左翼共产主义，也不是右翼的民族主义。就与后自由主义的关系而言，左翼和右翼的位置已经无法确定，只剩下两种立场：要么服从（中心），要么反抗（边缘），而这两种立场都是全球性的。因此第四种*治理论是一项共同事业的集合，它们来自于那些在现代化和后现代的过程中被抛弃、颠覆和贬损掉的事物和价值的反抗冲动。
在杜金看来，人类历史到了一个新的节点，一个末世时代的阴影正笼罩着全人类，资本主义已经终结，资源也已枯竭，社会瓦解了，民族和人民消散了，知识被意见消解，进步的信念消失了，甚至于个人也变得无足轻重。这逼促任何无法忍受现状的人站出来反抗，并从这层废墟中建立一个崭新的“正常的”世界，它需要一个不同于金融资本主义的新经济形式、承认自然资源的有限性，并从全人类利益出发，有计划地使用和分配资源，而人类的生存也不再是破碎的、分裂的原子式的个人，而是通过一种集体结构，通过文化、知识、语言、实践和信念，发展世世代代的认同，这种认同最终是为了保存每个人的尊严，以及他的整全性，在此基础上，民族和国家得以发展自主的、个性的、传统的模式，人类将重新对未来充满希望，而世界也将变得多样和多元。 俄罗斯意识形态在苏联解体后陷入真空状态中
结语
杜金的地缘*治观并不是每个人都会认同，但地缘*治在当今全球秩序中的核心位置却是不容否认的，尤其是位于欧亚大陆上的诸个国家和文明体，天然接壤、复杂族群、利益交汇等，都促使审慎的*治家探寻审时度势的地缘战略。就俄欧关系而言，尤其值得我们重视的是普京一直呼吁和德国一道建设“大欧洲”的战略建议，通过建设一个从里斯本到海参崴的经济、文化和安全空间，俄国的自然资源可以被用于欧洲的工业和技术发展，而俄国也为欧盟提供通向亚太地区的地缘和战略通道。而这项决议之所以迟迟无法采行，根源在于欧盟共同体建构在*治上将民主的*权原则纳为其核心议题，在安全上局限于北约的军事框架。对于俄罗斯本身的地缘结构而言，采纳民主原则无异于将自身的共同体瓦解，也正是基于这种顾虑，俄国和欧盟围绕乌克兰问题展开了长久的拉锯战，背后则是两种秩序观的冲突。而随着全球经济中心往亚洲转移，以及中俄关系日益亲近，一个如卡耐基莫斯科中心Dmitri Trenin所言的从“上海到圣彼得堡”的“大亚洲”也逐渐呈现出来。这诸种*治情势都可以在杜金著作中找到痕迹。
在价值观层面，杜金的努力则试图缓解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意识形态缺乏的焦虑症。不同于中国一直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理论旗帜，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迟迟找不到前进方向，也正是因为这种迷茫才使得在后冷战初期俄罗斯采行了全面倒向西方的改革策略，其结果是不但没有获得认同，反而产生经济寡头化，乃至国家解体的*治危机。正是基于此，我们可以理解普京近年来一直主张“保守主义”价值观，试图以此来对冲美欧自由主义思潮。而这种姿态，不仅有助于缓解自由主义对非西方社会体系的瓦解力量，而且有利于争取西方社会内部的部分舆论，比如欧洲的各种右派势力，甚至于美国的茶*等保守派。作为一种反抗自由主义的学说，杜金的第四种*治理论可以说穷尽了一切统战需要的可能，包括因分配问题而迥异于自由主义的左派，和因理性主义而与自由主义发生裂隙的右翼。当然，就其思想底色而言，杜金一贯坚持的是其文明概念，它反对一切普世主义的主张，并认可一个多元文化共存的和谐世界。在后美国时代，每个国家都在寻找整合自己的新制度体系和价值观，由此导致一场全球的传统复兴运动，如伊斯兰国的圣战、日本右翼、俄国保守价值观、中国新儒家等。
正是地缘*治观和意识形态观的混合，成就了杜金新欧亚主义的理论价值，而其最终诉求则是将人放在既定的地理和文化结构之中去理解，而不是自由主义所设想的自然状态或海洋世界。这无疑契合了欧亚大陆国家的*治地理现实，而正是这个无法为海洋世界所染指的欧亚腹地，赋予了这种学说一种精神价值和神秘色彩。不同于俄罗斯封闭的地缘处境，中国面临着广阔的太平洋，并借助大洋彼岸的美国的产业转移实现了自己的经济腾飞，然后又试图借助“一带一路”战略将这种产业发展由欧亚大陆延伸到大西洋。而在这一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地缘问题以及由此导致的安全战略问题，以及随着中国崛起而不断产生的中国文明普世主义心态，都将不断面临来自欧亚腹地的冲击和挑战。这无疑也是我们观察和思考杜金等学者的意义所在。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法学院）
ton Barbashin and Hannah Thoburn， “Putin’s Brain： Alexander Dugin and the Philosophy Behind Putin’s invasion of Crimea”， Foreign Affairs， March 31， 2014， See http：//。
2.参考Encyclop?dia Britannica的Slavophile词条。
ton Barbashin and Hannah Thoburn， “Putin’s Brain： Alexander Dugin and the Philosophy Behind Putin’s invasion of Crimea”， Foreign Affairs， March 31， 2014， See http：//。
4.具体参见张海鹰：《俄国古典欧亚主义研究》，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0年。
exander Dugin， Eurasian Mission： an Introduction to Neo-Eurasianism， Arktos， 2014， pp.17-36.
exander Dugin， Eurasian Mission： an Introduction to Neo-Eurasianism， Arktos， 2014， pp.13-14.
7.除非另有注明，本部分主要基于以下三篇文章，感兴趣读者可以自行查阅。Alan Ingram， Alexander Dugin： “Geopolitics and Neo-fascism in Post-Soviet Russia”， Political Geography， 20 （2001） 1029-1051; John B. Dunlop， “ Aleksandr Dugin’s ‘Neo-Eurasian’ Textbook and Dmitrii Trenin’s Ambivalent Response”， Harvard Ukrainian Studies， Vol. 25， No. 1/2 （Spring 2001）， pp.91-127; Marlene Laruelle， Aleksandr Dugin： A Russian Version of the European Radical Right？， Russian Eurasianism： an Ideology of Empire， trans by Mischa Gabowitsch， Woodrow Wilson Center Press， 2008.
dir Devlet， When Russian Eurasianism Meets Turkey’s Eurasia， http：//。
9.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之际，杜金发表对美国人民的公开信，从地缘角度阐述了乌克兰问题的由来，并警告美国*府在该问题上保持克制，见Alexander Dugin： Letter to the American People on Ukraine，http：//。
10.参见该书第一部分Eurasianism下的诸篇文章。
e Alexander Dugin， The Fourth Political Theory， Arktos， 2012.
exander Dugin， Eurasian Mission： an Introduction to Neo-Eurasianism， Arktos， 2014， pp. 12.
exander Dugin， Eurasian Mission： an Introduction to Neo-Eurasianism， Arktos， 2014， pp. 1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