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哲生，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关于“五四”，在年5月19日的《民国日报》上，“北京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联合会”发表的电文里就使用了这个词汇，在次日《晨报》上刊登的一份宣言则写道：“外争国权，内除国贼，‘五四运动’之后，学生等以此呼吁我*府，而号召我国民，盖亦数矣。”
“五四”运动后来还有一个扩大版，既包括年陈独秀创刊《新青年》杂志以来所提倡的思想革命，还涵盖年学生运动和各地市民工人罢工以及抵制日货运动。既有文化思想层面，也有社会*治层面。
在思想层面，五四运动有一个重要的现象就是“主义”的兴起。这里的“主义”是近代时期从西方输出的一种思想现象，“主义”的兴盛是五四时期很重要的思想现象。解释“五四”时，是和“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其中也充满了矛盾和争议。
例如国家主义和个人主义之间的矛盾。少年中国学会的重要发起人曾琦认为五四具有可贵的价值和特有的意义，将五四运动归结为国家意识和国家主义运动的结果。胡适则认为民国六七年时所提倡的新文化运动，无论形式上如何五花八门，实质上是思想解放和个人解放。
到今天，我们应该如何理解五四运动？历史之树常青，历史的意义常常在过去与现实，当前与未来的碰撞中迸发。如果要站在当下的时代去反思中国百年来走过的历程，我认为五四运动是现代性在中国生根的一个显著标志。
▲5月25日，欧阳哲生在《百年回看五四》正略读书会（第期）上以史料为基础依据，诠释五四运动史的价值与要义。正略书院
▌五四运动如何塑造了青年观？
年9月15日，陈独秀创办《青年杂志》（第二卷起改称《新青年》），他的意图是塑造青年的形象，其创刊宣言《敬告青年》就道明了这个宗旨，和梁启超在年发表的《少年中国说》有一脉相承的地方，两者都把中国的希望放在少年和青年身上。
陈独秀提出了“新青年”的六大特征：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新青年》的作者群则形成了一股探讨青年问题和青年人生观的热潮。
在这里我列举几篇具有代表性的。一篇是高一涵的长文《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文章是在年9月至12月阶段连载的，正是袁世凯酝酿复辟帝制的阶段。高一涵在文中强调青年对于共和制的认同，实则也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第二篇值得介绍的是高语罕的《青年与国家之前途》，也谈到了一个国家的发展前途是跟青年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篇就是李大钊的《青春》，李大钊以豪迈的气概发出了时代的强音，就是以青春之我创青春之民族、青春之国家，“汲汲孕育青春中国之再生。”
这些激昂的文字浓墨重彩地勾勒出了新青年的形象，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