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庆邦，一级作家。著有长篇小说十部，译成外文作品集六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七十余种。短篇小说《鞋》获第二届鲁迅文学奖。中篇小说《神木》《哑炮》先后获第二届和第四届老舍文学奖。根据其小说《神木》改编的电影《盲井》获第53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罗晓光摄）
张浩然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只恒文
“有评论家朋友知道了我要写关于叔叔们的系列小说故事，说我的小说写到这个份儿上，胡写都可以。这话让我吃惊不小，胡写？什么叫胡写？怎么才算胡写？这个我得想想，我得好好想想……”
年春，刘庆邦的长篇小说《堂叔堂》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全书以12个篇章，讲述了14位“堂叔”的人生故事，通过生动描摹堂叔的群像，展现了中原地区百年来的时代变迁，变迁中的人物命运和人性脉络，以及命运嬗变中不变的民风和人情之美。
日前，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SKPRENDEZ-VOUS、当当联合主办的“我和叔叔辈的故事——刘庆邦《堂叔堂》新书分享会”上，作者刘庆邦，作家梁晓声，著名评论家贺绍俊，以及作家、《堂叔堂》编辑韩晓征，分析了这部温情的作品。
刘庆邦：贴着人物写
“我有一百多个堂叔，我们那个村叫刘楼村，一百多个堂叔都写也不可能，太多太长了，我就挑典型的、有趣的，通过他们来展现历史的风貌。我这每一个堂叔，他们也都是历史的细节，都是时代的细节。”谈到《堂叔堂》的创作心得，刘庆邦说，《堂叔堂》是他最为“贴着人物写”的一部小说，“贴着人物写是我从林斤澜老师那里听说的，他说他们跟汪曾祺一块儿拜访沈从文，请教小说怎么写。沈从文跟他们说，贴着人物写。也许我以前的小说没有做到贴着人物写，《堂叔堂》是真正做到了贴着人物写。因为这个是从人物出发的，从每一个堂叔出发的，写的时候我必须贴着他们的心理。这个‘贴’字很讲究，它表现了作者对人物的尊重，有主动性，但是他并不是牵着人物的鼻子走，并不是说随心所欲改变他，你必须首先尊重贴近他的心理，然后才可能理解他，才可能写好他。所以说我写这个小说的时候，真正做到了贴着人物写。”
刘庆邦（左）与梁晓声。
（中青报中青网记者只恒文摄）
梁晓声：做文和做人
“著文白浅显，行事常平衡。”梁晓声称赞自己的老朋友刘庆邦在做文和做人两方面都能做到通达平衡，让人敬佩。梁晓声说，刘庆邦文字属于朴素的一种，但是有美感，让人联想到诗词中，有些虽然很浅白，比如宋诗“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但是很有味道。
梁晓声坦言，自己是一个缺少农村生活经验的人，而庆邦处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可以更全面地理解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堂叔堂》书里，有一些关于历史细节的书写，读到那里内心受到了震撼，“我看到那行字心里面会问自己：我会那样写吗？这本书在我们了解历史的时候，有着那种特别真切的成分，这些都是我充分喜欢和肯定这部书的价值的理由。”
在分享会上，梁晓声特别提到与青年作家的交往，“因为我前段时期跟辽宁的年轻作家班宇谈过，我说你介不介意你的小说被人们认为具有了某种历史或者社会学的认识价值？我之所以问这些话，是因为可能在年轻的作家中认为我的小说是文学的，但实际上在我的观念中，小说包括其他的文学作品，如果它具有了时代和历史的认识价值的话，我觉得这不仅是对他文学性的肯定，我甚至觉得是对这本书的价值更加的肯定。”
贺绍俊：
年轻人怎么去写乡村
“今天的年轻人要来写作，要来书写乡村，怎么去写？”著名评论家贺绍俊认为，“我觉得这个困惑首先还是经验不足，就是人生阅历还是不足。今天的年轻人不可能去重复过去的文学，不可能去重复过去的作家。虽然说过去的作家积累了很多的经验，他们有很多成果，甚至他们都归纳出很多创作的模式，但是处在一个新的时代，就意味着你要在原来的基础上，发现新的空间和新的突破点，这是建立在现实的基础之上的。”
贺绍俊进一步谈道，“时代是在发展的，假如我们把它看成一个发展中的过程，我们从这个过程中发现它的走势，看到它未来的希望，这是最重要的。假如我们是有心的人，我们对现实有深入的思考，就应该从这种表面的现象里面去发现内在的动机。这样你写出来的新的乡村小说也好，新的城市小说也好，绝对跟年代不一样。”
来源：中国青年报客户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