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胜: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核心是解决温饱和贫穷问题
潇湘晨报年5月21日
“对饥饿的恐惧是当时最难以忘怀的集体记忆。”5月19日上午，湖南省社科院中国乡村振兴研究院研究员、《中国乡村发现》主编陈文胜接受潇湘晨报记者采访时说，年有2亿多农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人均粮食产量从年的公斤到年的.6公斤，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不断下降……
“民以食为天，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开始怀疑‘一大二公’集体化的合理性。”陈文胜说，因此，与安徽凤阳县小岗村一样，长沙县开慧公社竹山大队开始大胆探索分田到户、自负盈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
陈文胜用“告别饥饿”、“告别短缺”来形容那个时期最主要的奋斗目标，“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主要是调整国家、集体和农民三者之间的利益关系，核心是解决温饱和贫穷问题。如果全球人口大国不解决吃饭的问题，所有的改革都无从谈起。”
陈文胜介绍，湖南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历了从联产计酬到联产承包的发展过程，在探索双层经营管理体制的进程中，推进农业的家户经营模式最终建立，使制度创新成为农村发展的根本动力，促进社会结构的转型和重构。
“改革让中国最贫穷的农民、最落后的农村最先发展起来。”陈文胜认为，让农民获得如此大的改革红利，在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
本报记者罗雅琪
改革开放四十年湖南印记
分田到户第一年家里有了余粮
年，长沙县开慧公社竹山大队成为湖南“小岗村”
潇湘晨报年5月21日
5月18日，长沙县开慧镇葛家山村协家组，村民李取如在自家两层楼房前展示当年分田到户时分的一杆秤和秤砣。组图/记者杨旭
印有“劳动定额”、“竹山大队印”等字样的工分定额册。
40年，是一代人的风华正茂到老当益壮；40年，是一个社会的风云激荡到梦想腾飞。年，在邓小平的倡导下，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中国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征程。从农村到城市，从试点到推广，从经济体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40年众志成城，40年上下求索，40年改天换地，中国人民用双手书写了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壮丽史诗。这一切，都彪炳为一个大国崛起的心路历程，见证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荣与梦想。今年恰逢改革开放40周年。《潇湘晨报》推出“光荣与梦想”特别报道，通过回忆点点滴滴的湖南印记，回顾中国40年改革进程，重温中国发展历史轨迹。
本报记者罗雅琪长沙报道
年5月18日下午3时许，长沙县开慧镇葛家山村协家组，村民李取如戴着草帽、扛着锄头走进自家还没完全装修好的两层楼房，从仓库里翻出30多年前分田到户时分的一杆秤和秤砣，以及一本页边不完整、印有“劳动定额”“竹山大队印”及“年2月”字样的工分定额册。瞬间，他的记忆被拉回到40年前。
年夏天的一个晚上，长沙县开慧公社竹山大队张家塝村组生产队（现开慧镇葛家山村），村民集体忙完早稻收割后，
队长缪立亮和几位副队长、会计聚在一农户家里。煤油灯下，大家作出“单干”的决定：从晚稻开始，就“各自忙各自”的农田。
那时，竹山大队有十二个村组生产队，“都听到了风声，安徽凤阳的小岗村搞‘大包干’，分田到户，但听到后只有张家塝搞了，它是头一个。”67岁的协家组村民李取如回忆。当时，各生产队对此看法不一。“有人觉得这是搞资本主义，挖社会主义墙角，搞不成器（干不成）；有人觉得还要看上面允不允许。”他说。
那个夏天被视为湖南“包干到户”的开端，竹山大队也成了湖南的“小岗村”。
起源
自留地禾苗比村集体禾苗插得好
40年前，李取如是竹山大队的干部，那个年代吃大锅饭、干活挣工分。
“就是一起搞村集体经济。”在李取如的印象中，集体化劳动以生产队为单位，每年结算时除去上交国家的和留够集体的，再进行统一分配。
工分，是各生产队分配的依据，有两种计算方式，一种是计时，另一种是定额。“按计时算法，男全劳动力一天的底分是10分，女劳动力的底分是5到6分，男全劳动力一年最多的有多分。定额则是给每个工作定下相应的工分。”李取如说，“无论怎么计分，做工质量都有好有坏。”
按照当时的换算比例，10个工分在收成好点的村组有4毛钱，收成差最低的只有8分钱。“干多了是10分，干少了也是10分。”李取如说，在当时的环境下，很多人有了一种心态，“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没了积极性，村集体收入也就越来越少。
除了村集体的土地，当时村民还有小部分自留地。“最明显的对比就是，自留地的禾苗都比村集体的禾苗插得好。”李取如的老伴缪利霞回忆。
“吃不饱，有的人家里饭都没得吃。”缪利霞说，有些家庭老人小孩多，工分少，核算下来还要向生产队缴纳超出劳动价值所得的粮食款，所以每年核算时，甚至会出现“出钱户”，年年欠钱。
变化
从“吃不饱”到“家里有了余粮”
吃不饱，是村民决定单干、要求分田到户的一个现实原因，但当时张家塝的分田到户，并不是没人反对。
村组生产队的前队长钟克奇对此很不赞同，他甚至跑到其他村组大喊，“我们张家塝搞包干到户，搞资本主义。”
当时，“大包干”是否被允许，张家塝的村民心里也没底，只是偷偷在公社的眼皮子底下进行。“钟克奇都喊出来了，怎么会不知道？”李取如反问，“大队其实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作没看到。”
张家塝的包干到户，是将村集体的田地分到每家每户，分多少田就交多少公粮，并按每家每户地的多少来分农具，耕牛就按牛的能力来分耕地的任务。
“交完后剩下的归个人所有，积极性有了很大的提高。”李取如说，张家塝实施包干到户的第一年，村民家里就有了余粮。
年1月1日，中国共产*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正式出台，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策是下来了，但当时的*策并不是一刀切，你愿意搞就搞，没有硬性规定。”李取如回忆。
后来陆陆续续有其他生产队开始实行分田到户，但李取如所在的协家组却始终没有动静。“那时候很多人都是老思想，很陈旧。”说完这句话，他沉默良久。
李取如还记得，大概在年的一天，他去同在竹山大队当干部的村民刘子贵家中借粮。“我们家早稻还没有割，没饭吃，就去找他借了一担谷子，一百多斤。”李取如回忆，当时刘子贵所在的钟家组已实行分田到户，家中有了余粮，“我借到了，但心里不是滋味”。
经历
分到一杆秤一架水车和半头牛
“协家组是竹山大队最后一个实行分田到户的，迟了一年半。”哪怕后来有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个专业名词，李取如还是习惯说分田到户。
“当时大家都很激动，觉得能吃得饱了。”缪利霞说。协家组最初的分法是按人头分青苗，一共63个人，每个人分一亩多的青苗。
李取如家有4口人，一共分到4亩多的晚稻青苗。他和缪利霞算了一笔账，一年两季稻下来亩产~斤，每亩交多斤，自家至少能剩下斤。
果然，和其他实施分田到户的村组一样，李取如家第一年便有了余粮。“当时家里的仓库都装满了，我们吃上了饱饭。”李取如回忆。
用缪利霞的话说，当时种田的干劲一下子就上来了，“搞村集体经济的时候，田埂边上的杂草随便踩一下，分田到户后都要用小锄头挖出来再扔掉”。
实行分田到户的当天，协家组生产队也就实际上解散了，村集体的农用工具相应地分到了每家每户。李取如和缪利霞分到了一杆秤、一架水车，还有半头牛。这半头牛，李取如一家要和另一家人合用。
这些物品保留至今的，仅剩下秤和配套的秤砣。因年代久远，秤砣已经看不出当年的颜色。李取如和缪利霞细数自己经历的改变说，“和40年前相比，现在的生活好了太多。就拿粮食来说，杂交水稻出现以后的产量以前想都不敢想。现在农业税也取消了，村民还能领取惠农补贴。”
现在，李取如家仍有4亩农田，其中的1.5亩自己种植，一年种一季稻就有斤粮食，另外一部分田还可以“租”给别人种植，以免抛荒。
去年，李取如家盖起了两层的小楼房，目前，还未完工的房子里堆着水泥，门外的前坪还只修了一半，不远处，绿色的植物环绕在房子周围。在李取如夫妇的设想中，房子儿子和女儿一人一半，“他们都在星沙工作”。
当年村集体的一本《劳动定额》也被李取如留了下来，他试着翻开了几页，笑了笑说：“现在也算是古董了，留着做个纪念。”
时间线
年11月24日晚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签下“生死状”，将村内土地分开承包，开创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河。
年1月1日中共中央批转《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指出包产到户、到组，包干到户、到组等都是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生产责任制。
年底全国98%左右的农户都实行了包干到户。
年8月中共中央下发通知指出，在第一轮土地承包的基础上，土地承包期再延长三十年。
年10月12日十七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加强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管理和服务，建立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
年10月18日十九大报告指出，保持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
年10月31日中国的土地承包法修正案草案提请审议。草案修改内容包括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三权分置”。
将改革进行到底
潇湘晨报年5月21日
“历史，总是在一些特殊年份给人们以汲取智慧、继续前行的力量。”
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从年到年，40年的中国改革开放历程，不仅深刻改变了整个中国，而且深刻影响了整个世界。
年，中国的GDP仅占全球的1.8%，可以说微不足道。年，中国的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上升到15%。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第一大工业国、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一大外汇储备国。而且，中国经济对世界经济增长贡献率连续多年超过30%，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稳定器和动力源。
年，中国人均GDP仅为美元，排行全球倒数第七。当时，中国没有超过米的高楼，老百姓每挣块钱，就要拿出60块钱买吃的。年，中国人均GDP超过美元，民众61%的收入用来提高生活品质，而不再是购买食品。全球10座最高的摩天大楼，8座在中国。中国先后有7亿人口成功脱贫，占全球减贫人口总数的七成。
这些亮眼的数据背后，隐藏着一个伟大的秘密，那就是改革开放。回望40年改革之路，来时艰难，筚路蓝缕，实在有太多太多的东西，值得我们去总结和记取。
从小岗村那一张摁满鲜红手印的契约开始，人民的首创精神就已经被铭刻在历史的深处。40年来，我们已经记不清楚，在中国大地上有过多少次“摸着石头过河”的创举。从乡村到城市，从流水线到写字楼，从街头巷尾到洲际航线，到处都是改革者平凡而伟大的故事。他们或者是农民工，或者是企业家，或者是基层干部，或者是最年轻的创业族群，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改革的实践者和亲历者。
改革叙事中的每一寸进展，都会伴随着一点一滴值得鼓励的从善如流。改革，在实践层面是不断去探索、去突破，在制度层面则是不断去革除阻碍发展的体制与机制的弊端。从试点到推广，从基层探索到顶层设计，改革开放的历程，同时也是一场不折不扣的属于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体制机制创新所带来的巨大动能，极大地解放了人的能动性，极大地推动了新技术革命的进程。
在惊人的发展成果背后，是改革开放这条方向正确、驰而不息的道路。而伴随着发展，深深内化于亿万民众血液之中的，乃是关于改革开放的伟大共识。于人类而言，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谁排斥变革，谁拒绝创新，谁就会落后于时代，谁就会被历史淘汰。于中国而言，虽然我们已走过千山万水，但仍需要不断跋山涉水。此前，改革开放为中国带来辉煌。今后，改革开放仍大有可为。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振兴，就必须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改革是历史前进的逻辑，开放是时代发展的潮流。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我们仍然要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敢于向顽瘴痼疾开刀，勇于突破利益固化藩篱，将改革进行到底。
本报评论员周东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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