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州古今谈出生于我县的著名说书艺人柳敬 [复制链接]

南通史话（一）

目录

1．南通古今谈

2．古镇石港

3．利和镇及其坍没

4．文天祥在通州及其遗迹

5．通州倭患始末

6．金沙南山“翠微诗社”

7．南通县旧*权概况

8．南通姓氏初探

9．回忆苏北试验乡村师范学校

10．第一位美华左民翼作家——蒋希曾

11．永远不会忘记的亲人！——回忆哥哥蒋希曾

12．出生于我县的著名说书艺人——柳敬亭

13．金沙镇办学初期概况

附：孙氏校园记

通州古今谈

史星

南通，旧称通州。它在东汉，还只是长江中的一块沙洲，称胡豆洲。狼山矗立于洲上，很远便可见到。《汉书·地理志》载：临淮郡海陵县有狼山。海陵，即今天的泰州。俗话说：“先有狼山后有州。”这是有道理的。那时，长江的北岸在今天如皋、柴湾、海安一线，南通地区的大部分尚未形成。东晋安帝义熙七年（年），由于在如皋之南出现了大片陆地，于是将海陵县长江为郡，下设如皋、临江、宁海、蒲涛四县。从新设县的名称来看，证明都属滨江近海一带。其中蒲涛县治就设在后来的白蒲镇。明代，曾经在镇上发掘出刻有“蒲涛县城甓”、“蒲涛县造”字样的古城砖，并发现古城基一段。旧扬州府志载明：“蒲涛废县在通州境。”明清两代州志都指出白蒲为通州北的大镇。从这两者来看，白蒲一带为通州建置前在大陆的一部分。南北朝南梁（～年）时，胡豆洲已扩展为东西近八十里、南北三十五里左右的大洲。同时，在它东面的水域中，新涨出两块暗沙；至五代末年，成为两块沙洲。接近胡豆洲的一块称南布洲，俗称古沙，于唐代初年和胡豆洲连成一体；至宋代太平兴国年间才命名为金沙。东面的一块称为东布洲，又称东洲，为旧海门县的前身。据旧志载：相传有织布机随溯水漂至这两块沙洲上，因此得名。当时，南布洲、东布洲位于长江口，东临大海，居民常取海水煎盐，逐渐以此为业。于是，唐代的通州成为天然的盐亭场。玄宗开元十年（年），正式设置盐官，不过仍旧海陵监管辖，性质上如同一处盐场。至北宋太平兴国中，才专设利丰监管理盐务。今南通市西门外的利丰坊，便是当年利丰监遗迹。胡豆洲与大陆接壤是在唐代后期。《太平寰宇记》载：“古横江在州上，原是海。天祐中沙涨，今有小江东出大海。”“天祐”，为唐哀帝年号，相当公元九○四年至九○七年。晚唐鉴于这一带有狼山、蔡港、余庆、石港、西寨为五处要塞，扼江控海，地理形势险要，于是在狼山之北设狼山镇遏使，旧浙江西道节度使管辖。这是在通州设置机构的开始。僖宗乾符二年（年），狼山镇遏使王郢因有战功未得赏赐，曾引兵作乱，攻陷苏州、常州。这是有关南通最早的史事记载，见《资治通鉴》。南唐改称静海都镇制置院“静海”，取海域平静之意。后周世宗征淮南，南唐放弃江北地区。后周便在显德五年（年）改静海都镇制置院为静海军。同年，建筑城垣，改称通州；下领静海、海门两县。通州之名，由此开始。旧志中对州的名称作了这样的说明：“州之东北，海，通辽海诸夷；西南，江，通吕粤楚蜀；内，运渠通齐鲁燕冀：故名通州。”《读史方舆纪要》称：“州据江海之会，由此历三吴，向两越，或出东海，动齐燕，亦南北之吭喉矣。”这也指出了取名通州的含义。宋仁宗天圣元年（年），一度改称崇州，一名崇川，表示这一带“襟江带海，三面皆巨川……地势崇高，擅其胜也”。至今民间尚有“崇川福地”的说法。徽宗*和七年（年），由于州的北门偏僻，常发生事故，因此将北城门堵塞，建立了一座玄武庙，并赐名通州为静海郡。但不久仍恢复通州旧称。通州无北门，就是由此而来。宋代的长江北岸，大致在今天的通吕公路南侧一线。至于海岸钱，则从范伸淹筑的捍海堰（今称范公堤）便可看出。当时，通州有七年盐场：西亭、石港、利和、金沙、余庆、吕四、永兴。其中的石港、利和、余床，以及州北的白蒲，同为大镇。州城外有狼山、永兴、西成、文安、清干五乡。关于通州的户口，宋徽宗崇宁间（～年），计一万七千五百二十七户、四万三千一百八十九人。这是旧志中最早的记载。须附带说明：南宋宁宗嘉定中（～年）长江中新涨出东、西二沙，因首先来到这儿的人为姚、刘两姓，所以俗称姚刘沙。它是崇明岛的前身，当时也归通州管辖。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年），在江北所有州县相继为元所有之后，升通州为通州路，直属江北淮东道廉访使司。到至元二十一年（年），仍改称通州，隶属扬州路。明洪武二年（年），废静海县建制，增领由姚刘沙发展成的崇明县。洪武九年（年），崇明拨归苏州府，通州只领海门一县。明代，通州城已出现比较繁荣的平（*）桥市、端平桥市。根据万历二十年（年）统计，通州有二万零三百二十四户，八万一千五百三十四人，比宋代崇宁年间户数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人口则增长近一倍。关于盐务，明潜伏期武元年在通州设盐运公司，不仅管辖本州的石港、西亭、金沙、余西、余中、余东六场；海门的吕四场，还管辖如皋的丰利、马塘、掘港三场，共为十场。正德十四年（年），移通州公司驻石港场，就近管理，兼顾南北。因此，石港又较其他盐场为繁荣。这里有必要谈一谈海门县治的变迁。元、明、清三朝，海门因受到江潮侵蚀，土地大量坍没，曾五迁其治，其中有三次迁来通州境内。海门原建县治于大安镇。元惠宗至正中（～年），首次迁县治于县内的礼安乡。明正德七年（年），又为江潮所逼，迁治于通州的余中场。嘉靖二十四年（年），受到潮害威胁，一度迁来金沙场。当时还划出通州清干乡六里（一里为一百十户）、金沙场一里给海门，使之勉强维持县的建置。清康熙十一年（年），又迁治于县内的永安乡。康熙三十年、三十五年，两次江潮暴涨，“沿海百里，尽付波臣所有”，于是不得不废县为乡，并让海门灾民聚居于兴仁镇一带。由此可见海门县治的变迁与通州的关系。乾隆三十三年（年）割通、崇沙地置海门厅。为了避免混淆，海门乡改称为静海乡。至于后来的海门县，主要是要海门厅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由于海门废县为乡，此后近三十年中通州并无领属县，直至雍正二年（年），才将扬州府的泰兴、泰州的如皋两县拨归通州管辖，同时升通州为直隶州，隶属江苏布*使司。乾隆二十六年（年），改为隶属江宁布*使司。清末，江岸、海岸线继续外移。江边新增的沙地上出现了小海、张芝山、川港、竹行等集镇。范公堤外的滩地多达九千二百余顷。西亭、石港、金沙等盐场有名无实，相继裁汰，成为市镇。平潮因地当南北水陆交通孔道，一跃而为大镇。此外，兴仁也是庐井相连，人烟稠密。据光绪元年（1年）记载：通州全境面积达六千九百三十方里，二十一万三千一百八十户，人口达一百二十八万六千三百二十一人。辛亥革命的后一年，即一九一二年，改通州为南通县。起初，沿袭清宣统元年的做法，将全县分为二十一市乡。公元一九二○年以后，因新增由大有晋公司垦熟的三余一带，于是改为二十二市乡。一九二九年，国民*将全县划为十八个区，开始以序数称呼。一九三四年，并为十三个区，其中第十三区即为三余和垦牧乡。一九三八年三月，日寇侵占南通城及唐闸等地，国民*县*府迁至金沙，不久搬至北兴桥。当时，两套*权并存。当年八月，中共江北特委重新建立，开展敌顽占领区工作。一九四○年底，我新四军进驻北兴桥，接管国民**权，发动并领导广大群众进行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曾经一度将红旗插上狼山这巅。一九四二年，因适应斗争形势需要，将余中、三益、余东划归海门，将吕四划归启东。为了便于领导斗争，曾建立通西行署、通海行署等。日寇投降以后，国民*反动派卷土重来，我军在小海镇、观音山一线给敌人以重创后，作战略转移。不久，南通全境一片白色恐怖，人民难重苦深。一九四八年，我军相继解放石港、三余、金沙等重镇，并于一九四九年初收复了南通城及唐闸等地，全县人民得以重见天日。在南通城解放时，实行市县分治：将南通城及其近郊、包括唐闸，划为南通市，将白蒲划给如皋，刘海沙划给常熟（后为沙州县一部分），其余划为南通县，设县治于金沙。南通县所管辖的范围约相当于旧时十三个区中的七个区左右，有金沙、平潮、三余、石港、二甲五大市镇。解放时的江岸，还在新开、竹行、南兴一线，如今，新增的沙地上已建成县管的新垦农场、老洪港农场。此外，尚有南通军分区农场，以及农垦部管的南通农场。县的东境滨海地区，除部管的环本农场外，新垦了一些土地增设了海丰公社。而在东边近海处，则是南通县盐场和通海盐场。漫话南通古今，真是沧海桑田。如今全县一百四十八万人民，正在*和人民*府的领导下，着眼四化展宏图，努力建设新南通。初到南通夏邦谟①扁舟东下驻行旌②，问俗方谙父老情。汉代提封③元到海，宋家郡县④始知名。烟开吴岳⑤睛光荡，水接淮流⑥暮浪平。文物南洲惟郁郁⑦，愧无才略树芳声。〔注释〕①夏邦谟——字舜俞，明代四川涪州人。进士出身。正德十二年以淮南盐运判官任通州知州。后官吏部尚书。②行旌——古代出使的人手持旌节而行，称“行旌”，亦称“文旌”。③提封——亦作“堤封”，指四境之内。汉代，长江口呈喇叭形，如皋以南全为大海。④宋家郡县——宋初称通州，仁宗天圣元年一度改崇州；徽宗*和七年，赐名“静海郡”。⑤吴岳——在陕西陇县西南，为五岳之一。诗中指狼山，有夸奖之意。烟读yin，即氤氲，指天地间蒸发的雾霭。⑥水接淮流——指长江自淮扬东下，奔流入海。⑦郁郁——兴盛的样子。

古镇石港

沙雨苍

石港这一地名，最早见于五代南唐初（～年）。旧通州志载：南唐李升在狼山之北设“静海都镇制置院”。统辖狼山、石港、余庆、蔡港、西寨五寨。石港之名，始见于此。在尚无通州建置以前，石港已是要塞之一了。实际上，有关石港的掌故，时间更早。唐初贞观年间（～年），太宗李世民曾派尉迟宝林至石港建造一座行宫，但后来并没有使用。至懿宗咸通六年（年），才将这座行宫改建为“广慧寺”。旧时，大雄宝殿前右侧壁上的碑文记载了这座建筑的兴建经过，“尉迟宝林监工”几个字赫然醒目。又，南门有一座“都土地祠”，。它和行宫也有关联。由此可见，早在公元七世纪中，石港就是一处颇具吸引力的海边渔村了。关于石港这一地名的由来，旧州志中无从查考。据民间传说，很早以前，人们在这儿开挖通海的河港，于沙泥中取出一块石碣，上有“凤凰所栖，乃是宝地。石港新开，幸福万代”的字句。于是，人们就将这声地方称做石港。民谚中“石港有石”指的就是这回事。同时“凤凰宝地”的名声，也从此传扬开去。李世民派人在石港建行宫，据说就是准备来看一看这块“宝地”的。宋代，石港为通州七处盐场之一，镇上设有场官衙门。其所在地后称场官巷。当时，石港东距海仅十多里。范仲淹筑的海堤就在东面。镇上的东山，实际是古时沙滩上的避潮墩，又称“救命墩”。这说明若干年前，石港为海边的滩地。南宋末年，丞相文天祥由镇江脱险，来到通州，在石港东北十五里的卖鱼湾渡海南归。卖鱼湾从此成为一处历史名迹，后人曾在附近建立一座“渡海亭”。并在东山上建了“范文二贤祠”，作为纪念；东山也因此称“文山”。石渚，是石港的另一名称。渚，为水中小块陆地。从石渚这一地名看，很早以臆，这块地方还是江海边的一块沙洲，后来才和大陆连接。它西边的北大河一段，就是唐代横江的遗迹。石渚这一地名，常为文人所用。周景昌、陈邦才、周冲等先后称“石渚祠人”。李兆星《谒文丞相祠》中有“昔日题咏江心碧，此日瞻依石渚丹”的诗句。石港，最早时又称“樵珊浦”。旧州志“名迹”中有所记载，民间传说也与之吻合。相传很早以前，这儿的海边长出一棵珊瑚树，跟平常的树模样差不多，只是没有树叶。一个打柴人误以为是枯树，便将枝杈砍下来。这一来，珊瑚树便死掉了。樵珊浦的名称就是这样来的。南唐时，徐复曾隐居于此，在樵珊浦边建了一座“樵珊亭”。清嘉庆间，李耀曾《樵珊亭怀古》诗：“闻说徐隐君，潜踪此依附”，“空望采樵径，恸哭珊瑚树”，也点出樵珊浦的来历。宋以后，石港已是通州的重要集镇，为五市之一。明洪武初年，设石港巡检司，四门都有汛房。十六年（年），命信国公汤和筑石港土城，立四门。东边的称“迎晖”，西边的称“豫丰”，南边的称“来薰”，北边的称“拱极”，另有东西二川门，称“大有”和“广闰”。正德十四年（年），两淮盐运公司由通州移驻石港，管辖通州、如皋十处盐场。分司衙门占地二十亩左右，今石港粮管所即其旧址的一部分。解放时，尚有大堂三间矗立于广场中央。由于盐运公司驻石港，西河边特地建了“接官亭”，码头用砖石砌成。嘉靖二十二年（年），御史徐鹤龄于石港建察院，作为两注盐运御史查勘、驻节之地。清初，改为“广裕仓”，旧址在今石港小学北。石港小学业清代雍正十三年（年）建的“盐义仓”旧址，可储谷一万石。这些，都说明明清两代石港的市镇规模。石港还以寺庙众多著称。旧时就流传着“石港有七十二个半庙”的说法。确实，石港的寺庙比比皆时。除上述的广慧寺，有史可稽的尚有：唐代咸通史建的东岳庙，宋代乾道中（年左右）建的城隍庙，咸淳中（年左右）建的真武庙，明代天顺中（年左右）建的大慈阁，等等。此外，规模较大的还有圣庙、武庙、文昌宫、天皇殿、三元宫、北极阁、百子堂等。其中，三元宫的建筑，可以和广慧寺媲美，神像栩栩如生，类似唐塑。在寺庙中，尼姑庵也不少，旧图志中就有准提、法华、普济、真静、回觉、西来等庵。旧时，“盂兰盆会”，往往是僧尼道并做法事，招徕广大观众。另外，都天庙、观音阁的庙会为古历五月十八、六月十九。届时四乡八镇来看热闹的，真是人山人海，水泄不通。至于，那“半个庙”，原来是指将军庙，因为神像嵌在壁中，只有半栋庙宇，故称。石港寺庙虽多，而今荡然无存，仅余银杏两大棵：一为东岳庙遗物，现在医疗器械厂内；二为城隍庙遗物，现在北马路中央。从这两棵树的树龄来推算，可称为近千年的古树。值得一提的是圣庙大成殿东山头的槭树，其果实如串串小元宝，于端午节前成熟，摇曳枝头，随风荡漾。因此有“元宝树”之称。这相映成趣槭树粗可三个合抱，树干中空，有的枝杈已经枯死。虽然老态龙钟，但每年仍发新枝，结出果实。传说有人发现树干中有打大蟒，眼如铜铃，周身发光。因此，人们常去焚香祈祷。后来，圣庙被毁，这棵槭树孤零零地在广场上。一九三九年左右，李明扬至石港视察，指出这是千年以上的古树，品种也是世所罕见，应妥为保管，并捐款于树身四周作护栏。无奈旧时迷信成风，前往祷祝的人更多，终于使这棵古树受火烤烟熏而枯死。石港古镇，历尽沧桑。本来有不少名迹，而今所剩寥寥。明代嘉靖中贡荐葛山的宅第尚有遗址可寻，旧时为理教公会的佛堂，今为石港信用社所在地。传说宅内有井一口，葛山曾于井内得一石，上有“寿宁”二字，因以名井。后葛山果任福建寿宁知县。其子葛址，为万历间浙江青田知县。又旧州志载：“逡巡园，在石港场，周景昌筑，有读画楼”。“听渔馆，在石港场，陈邦栋筑，垒土为小山，植梧、柳、杂以时卉，短篱绕之，极水乡幽致”。现在，只留下听渔馆中的花厅一所，在石港西河边接官亭附近，可以作为凭吊之物。今石港中学北边有“御葬坟”，四面环水，中间一方沙洲突出于水面，占地约二亩。传说为宋兵部侍郎、兵马都总管、静海县（即通州本土）开国伯印应雷墓。民初，住于附近之凌质人曾窃发该坟，据去止得古琴架一只。为此事印氏族人曾予靠发，其事《申报》有所登载。不久，凌质人病死，此事也不了了之。现此坟尚存，墓内虽有一些地下建筑，如享殿、甬道等等，但殉葬器物大多被窃，只“御坟芦花”仍在点缀深秋景色，并以此提醒人们：石港古镇，有其悠久的历史。

利和镇及其坍没

沧桑

利和镇，为清代康熙以前通州的大镇之一。《两淮通州金沙场志》“考古金沙场”载：“左之南，则利和雄镇，土山祠宇，烟火郁葱，对峙若辅。”《嘉靖通州志》、《万历通州志》都有这样的记载：利和镇，在州东五十里。又称利和镇市，与通州端平桥市、平（*）桥市同享盛名⑴。利和镇，出现于唐代中期。懿宗咸通八年（年），郡人陈宗于利和镇建广惠寺⑵。宋代，又于镇之河北建庆真观⑶。佛道两教，俱有寺观，镇之规模，可见一斑。明成化中（公元十五世纪），于镇上建“便民仓”⑷作为藏谷仓廒。嘉靖八年（年），州判官史立模鉴于往岁发生盗警，镇民惊惶，仍于该镇建楼作瞭望报警之用，楼名“怀范”，表示“怀贤于既往，防患于未然”⑸。“范”即宋天圣间筑堤捍海的范仲淹。史立模所作《怀范楼记》还对利和镇作了简要介绍：“通州东五十里有镇曰利和，实为米盐鱼稻商贩辏集之区。居民环镇而食者数百余家。”⑹至嘉靖十六年（年），州同知舒缨自利和镇向东开凿运河三十多里，通余西、余中场，直达吕四⑺。以上仓廒、警楼、运河的建设，进一步表明利和镇并非一般小的集镇。旧志中，对利和镇广惠寺的“三仙遗迹”作了比较详尽的叙述，现将原文⑻照录如下：“寺创于唐时，宋淳熙中寺僧图修，不果。沙弥淮海目不知书，听诵《金刚》《楞严》诸经，入耳辄记。尝言走蜀楚闽越间，数日往还，赍书簿募木千余章。莫有信者。一日，鸣钟鼓，集众僧，至海滨取木。果有连排自上流飞下，至庙而止。又，募装塑金百两，乾没⑼无遗。尾之，则饱餐酒肉，潦倒肆⑽间。归踞佛顶大呕，污秽狼藉。众共逐之，淮海逸去，视佛像，遍体皆*金矣。“寺院高数丈，有自称能倒砌者。自上而下，以水刷之，不需灰土，不费绳墨，顷刻巍然。观者骇曰：‘若为鲁班先师首？！’其人笑而逸。尚余三砖未满，随补随毁。“又，拟塑十八尊者像，工料毕具。忽一人入寺，愿任斯役，不取值。日则闭门偃卧，夜间则闻操作声，凡七昼夜。启门而入，见有十八金身罗汉随其人冉冉而去。殿中色相⑾庄严，壁上书‘刘鸾’⑿二字。”这些虽属传闻，但从中可见广惠寺工程的艰巨，同时也从侧面反映了利和镇的规模。沧海桑田，变化莫测。由于长江北岸土质松浮，一遇江潮肆虐，便土崩岸颓，造成土地坍没。从元代至正年间至清康熙中的二百七十多年间，曾多次发生重大潮害事故，致使旧海门县大部分土地坍入长江，利和镇也受到江潮威胁。据旧志记载：弘治中，庆真观移至进鲜港南，由道士俞景霖重建，改称“排河观”⒀；万历二年（年）七月，又迁进鲜港西⒁，以图安全。康熙三十五年（年），江潮暴溢，溺人无算⒂，大约就是这次，利和镇终于被江潮吞没，一个有八百多年历史的大镇，从此从地图上被勾销。这是通州受江潮危害，怵目惊心的大事。古镇沉于江，遗址尚可。查利和镇的旧址，在今袁灶乡东南部，这块地方过去处于南海之滨（也即长江边），现已更名为南海村。它南面与海门之间的那条“海界河”，实际就是当年长江的遗迹。今之海门，仍是乾隆三十三年（年）划通州、崇明沙涨地设置海门厅而来。其中靠近南海村有个“水流镇”⒃，据说，这个镇名就是要人们记住：过去在这块地方，潮水曾冲掉一个镇。传说那次水势很大，一棵老银杏树只露出树杈在水面上，当时拦住一个木菩萨。至今袁灶南部一些八、九十岁的老人，还能谈起他们从小听到的关于利和镇坍没的故事，叙述间不胜感慨。〔注释〕⑴见《万历通州志》卷三“经制志·都鄙”第56～57页。⑵《万历通州志》卷五“杂志·寺观”第31页。陈宗，字世本，人称“陈孝子”。⑶《万历通州志》卷五“杂志寺观”第31页。⑷《嘉靖通州志》卷二“宫室”第2页。⑸史立模《怀范楼记》：载“嘉靖志·辞翰”第43页。⑹同上，第42页。⑺《万历通州志》卷六“列传”第33页《舒缨传》。⑻《光绪通直隶州州志》“卷末·杂记·轶闻”第58页。⑼乾没——侵吞公家或他人财物。⑽肆——酒店。⑾色相——佛教名词，本指一切事物的形状外貌。这儿指十八尊者的塑像。⑿刘鸾——名匠。旧志中记载通州天守寺的塑像时也谈到他工艺精巧。⒀⒁《两淮通州金沙场志》“古迹”第8页。⒂《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卷末·杂记·轶闻”第9页。⒃今属海门县，位于海界河南岸，隔河即袁灶之南海村。

文天祥在通州及其遗迹

枚文

“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这是宋末民族英雄文天祥淹留通州期间，以他那忠心不贰、百折不回的坚贞凝成的诗句，也是他的诗集《指南录》命名的由来。文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号文山，南宋江西吉州庐陵（今吉安县）人。生于宋理宗端平三年（年），于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年）十二月初九日在元京大都（今北京）柴市口南向就义，光荣殉国。年四十七岁。他是南宋末年的民族英雄、爱国诗人。他那忠诚卫国、英勇斗争、历尽艰险、至死不渝的精神，一直为后世所称颂。南宋德祐二年（年）正月，元军包围了南宋京城临安（今杭州），文天祥忍辱负重，以资*殿学士的身份出使元营，慷慨陈词，只同意议和而不承认投降，结果被扣留。元军统帅伯颜强迫他与投降分子组成的“祈请使”前往燕京朝觐。二月底，行至京口（今镇江），文天祥及其随从乘元军夜间看守松懈，逃出虎口。谁知南宋扬州制置司李庭芝误听流言，以为文天祥已经降元，于是发出文书，命令部下一经抓获，便加诛戮。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文天祥所想的仍然是“归江南，见二王，伸报国之志”。他改名换姓，自称是“清江刘洙”，决计取道高邮、泰州，至通州渡海南归。在长江、淮水之间，文天祥一行度过二十多天“非人世所堪”的死里逃生的流亡生活，终于在三月二十三日到达通州城下。至此，原先的十一名随从只剩下六人。起初，通州知州杨师亮因接到制置司文书，不予接纳；后来，得到关于元军追捕文丞相的谍报，知道文天祥忠诚未变，才开城出迎。此时此地，文天祥百感交集，曾写下这样的诗名抒发感触：“白骨丛中过一春，东将入海避风尘。姓名变尽形容改，犹有天涯相识人。”随从金应病殁和金将军墓文天祥到通州后不久，随从金应病倒。文天祥为他请医诊治，但不见效，至闰三朋十一日午去世。文天祥想到金应跟随自己二十年，历尽艰难。如今遽然病逝，不胜悲痛。因处于难中，乃草草为其收敛；第二天便将灵柩葬于通州西门外雪窖边，并作《金应墓碑记》，以及“哭金应”悼诗二首。《金应墓碑记》原文为：应以笔札往来吾门二十年，性烈而知义。去年从予勤王，补两武资。今春时授承信郎、东南第六正将。及予使北，转三宫，授江南西路兵马都监。予之北行也，人情莫不观望，僚从皆散，虽亲仆亦逃去，惟应上下相随，更历险难，奔波数千里以为当然。盖委身以从，死生休戚，俱为一人者。至通州，住十余日矣，闰月五日忽伏枕，命医三、四，热病增剧。至十一日午气绝。予哭之，痛其殓也以随身衣服，其棺如常。翌日，葬西门雪窖边。棺之七排七小钉，又以一小板片覆于七钉之上，以为记。不敢求备者，边城无主，恐贻身后之祸。异时遇便，取其骨归葬庐陵，而后死者之目可闭也。伤哉，伤哉！为赋二诗，焚其墓前。《哭金应》悼诗二首为：“我为吾君役，尔从乃主行。险夷宁异趣，休戚与同情。遇贼能无死，寻医剧不生。通州一抔土，相望泪如倾。”“明朝吾渡海，汝魄在他乡。六七年华短，三千客路长。招*情黯黯，归骨事茫茫。有子应年长，平生不汝忘。”因应为江南西路兵马都监，后人称其葬处附近的地方为“将军巷”，墓旁的大树为“将军树”。清顺治十六年（年）三月，墓被水淹，大树连根随波浮起，两片白骨缠于树根。南昌王猷定见其情状，向通州知州彭士圣提出迁墓建议。十二月，彭士圣用帛包裹两骨，纳于石盒之内，并设仪仗采乐，改葬于狼山东麓骆宾王墓侧，称金将军墓。王猷定曾作诗凭吊，其中写道：“……我读残碑丞相诗，字字如闻泣幽咽；天留宋室苟不亡，将军留骨在沙场。岂知渡海人亦灭，柴市雪窖两茫茫。呜呼此恨结千古，英雄白骨本无主；今朝移尔向狼山，岂为将军一抔土。冬青陵上今如何？杜鹃犹叫旧山河；将军*魄渡沧海，鼙鼓声销读此歌。呜呼！将军树死，将军不死。后代谁为传青史？狼山之上青青天，狼山之下悠悠水。”夜宿石港和文山文天祥在通州得到知州杨师亮的帮助，雇到一只从定海来的船只，又有曹大监等的三只船为伴，仍于闰三月十七日自通州乘船出发，十八晶宿石港，写有《石港》诗：“王阳真畏道，季路渐知津。山鸟唤醒客，海风吹黑人。乾坤万里梦，烟雨一年春。起看扶桑晓，红*六六鳞。”诗中所提到的“山”，便是石港镇的东山，一名成山，俗称土山。这山积土而成，广可十亩，高约四丈，原先为海滩边的潮墩，后*海东移，人们在山上盖起一座小庙，供奉所谓救苦救难的观音。明嘉青十三年（年）春，巡抚御史陈巽峰视察石港场，认为既然文天祥曾经逗留于此，当地该有所纪念。于是，下令毁去庙内的观音塑像，改为供奉文信国公的神位，并举行了一次祭祀。在这同一时间，镇上便益桥附近也建起一座专祀文天祥的“大忠祠”。五年后，通州盐运分司韩守彝，扩建了山上的祠宇，并在祠外种植银杏等树木，使文文山祠大为改观。通州陈尧在《文文山祠记》中指出：“先生文章节气，千载伟人。生也不辰，履兹厄运。……屡陷虎口，犹思问津海滨，力图恢复；志作诗歌，气吞胡虏。则兹地也固其情所不能忘者。”这说明了建祠的原因。后来，东山也因此被称做“文山”。文山虽然不那么高大，但由于有文文山祠，楼阁辉煌，树木葱郁，自然成为一处风景区。登山远望，南面可见狼军诸峰，青青几点；北面四野村落，茫无际涯。俯视运盐河沿山北脚下流过，舟楫不绝；四南两面，房屋鳞次栉比，市廛繁荣。过去，当地一些文人取文天祥《石港》诗中“烟雨一年春”诗句，将这儿的景色定名为“文山烟雨”，提示人们在登山游览时缅怀先贤事迹，借以鞭策自己百折不回地去为国家和民族干一番事业。嘉靖二十七年（年）夏，御史陈其学于文文山祠西侧建“忠孝书院”，通州崔桐有《忠孝书院记》。文中谈到：“先生自髫龀，见学宫中所祠欧阳诸乡贤咸以忠谥，即欣然慕曰：‘殁不俎豆其间，非夫也！’……及宋事不竞，虽敌臣弘范亦以‘忠孝尽矣’为改心劝。”“赵宋三百年仁厚风化，至先生而报成；天地万古之纲常正气，赖先生而不陨。”今“俊秀其中，俾山仰斗，瞻童习而壮行焉”。这点清了院名的由来及建院的目的。书院中的讲习堂曰“浩然”，也是来自文天祥的《正气歌》。万历三年（年）重修书院，两淮盐运使崔孔昕在《重修忠孝书院记》中再次指出：“丞相文公，忠诚大节。”“事虽未成，心则不愧；力虽可穷，志不可夺。先生精灵能不依恋于必由之地，虽兹地者能不瞻仰景止、油然兴感者乎？”“有哲人伟士，独信其耿烈不回之节，公之死亦可以无憾矣！”这是希望莘莘学子与地方人士能像文天祥那样有所作为，造福国家。至清康熙三年（年），通州盐运分司判官杨鹤年重修书院，始改称“文正书院”。清乾隆元年（年），石港场盐课使王之正在文文山祠内加祀范文正公（仲淹）、改祠名为“范文二贤祠”。由专祀文天祥到并祀范文二公，祠名，院名都有所改变，原因之一是清初文字狱盛行，着力宣扬文天祥渡海南归、继续抗元的事迹，无异于换起民族意识，会受到清廷猜忌，招致祸患。然而这一改动，却削弱了当初建祠、建院的原意。清代，范文二贤祠正殿中塑有范文正公和文信国公的神像，两侧塑有杜架阁（浒）和金都监（应）的神像。殿前楹柱上为道光间两淮盐运判官赵祖玉撰的一幅对联，分别赞颂了范、文二公：文韩、富、欧为名臣，先忧后乐；秉天、地、人之正气，取义成仁。祠前魁星楼墙基上嵌着一块长方形横石，上面刻着清康熙间沧浪郑宗周书写的文天祥的《石港》《卖鱼湾》《即事》这三首诗。称为诗碣。勒石时间为康熙二十四年季夏。在封建时代，每逢春秋祭祀，当地官僚士绅总要前来祭奠，其规模仅次于祭孔和祭关圣。民国二年秋，镇上兴办学校，就文正书院设石港市高等小学。二年后，高等小学才迁至山下新址。一九二九年，国民*南通县奇石区区公所占用了原先书院的屋宇。文山上的幽静气氛被破坏了。一九四三年春天，日寇在“清乡”前侵占了石港，利用文山这一全镇的制高点作为巢穴，构筑工事，挖掘坑道，山上所有纪念性设施，被其破坏殆尽。文山及其附近，成为阴森森的恐怖世界。一些中华儿女在这里从容就义。解放战争中，国民*反动派也曾以文山为据点，残害人民。几经战乱，这所四百多年的重要古迹已成为一所荒丘，后来被夷为平地。文山旧址，在今石港小学东北侧。那儿尚有古老苍劲的银杏，为劫后余生之物。由卖鱼湾渡海和渡海亭文天祥等一行于闰三月十九日至石港场东十五里的卖鱼湾，因曹大监的船只搁浅，候潮一日。看到*海之滨的自然风光，想到国家大家，文天祥曾写了《卖鱼湾》诗一首：“风起千湾浪，潮生万顷沙。春红堆蟹子，晚白结盐花。故国何时讯，扁舟到处家。狼山青两点，极目是天涯。”另外，有《即事》诗一首，诗下小序：“宿卖鱼湾，海潮至，渔人随潮而上，买鱼者邀而即之。”诗为七绝：“飘蓬一叶落天涯，潮溅青衫日未斜。好事官人无勾当，呼童上岸买青虾。”闰三月二十日。文天祥等于卖鱼湾扬帆出海，为了避过扬子江中渚沙和江边浒浦的元军，船行路线取道道北洋，然后再折向南。在渡海中，文天祥曾写也《泛海怀通州》诗多首，其中有这样四首：“江波无奈暮云阴，一片朝宗只此心。今日海头觅船去，始知百炼是精金。”“范叔西来变姓名，绨袍曾感故人情。而今未识东风面，倾盖江湖话一生。”“仲连义不帝西秦，投宅逃来住海滨。我亦东寻烟雾去，扶桑影里看金轮。”“几日从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从以上诗篇可以看出，文天祥一心眷念的仍然是回归故国，继续抗元事业。为了纪念这位民族英雄，文天祥当初出海的那条港被称做“遥望港”，提示后人：文天祥曾在这里遥望南方，心怀故国。至于卖鱼湾，则因此成为通州的一处名迹。明代葛增有《秋日卖鱼湾寻文丞相渡海处》诗：“中原天地战争间，十二龙车去莫攀。万里楼船同想象，孤臣戎马独间关。乌号一堕乾坤仄，赤手难扶日月还。尺地可堪双涕泪，至今秋色满人间。”刘嗣季有《卖鱼湾话文丞相渡海事》：“浮天浴日势迷漫，闻道征兵涉远澜。*断故乡埋碧血，迹留穷海忆*冠。千湾雪浪由来阔，一点赤忱未冒寒。太息西台曾恸哭，那知无愧已心安。”清乾隆间，石港人周学彭始于卖鱼湾建渡海亭。江片石作《渡海亭怀古》：“卖鱼湾口倚空舲，闻说文山自昔经。万古天难前事问，一隅地借此公灵。鲸波依旧环堤白，*火宵寒出竹青。谁道疏烟零雨外，更含惆怅对孤亭。”稍后，李琪有《渡海亭》诗：“海风吹不倒孤亭，海水连山空复青。天地苍茫余正气，日夜往来有英灵。暂时间道追燕使，终日寒潮送越船。总为至尊忧社稷，庭芝亦不愧藩屏。”从以上两诗所反映的内容来看，当时的建筑物就只一座亭子，而卖鱼湾仍处在海滨，“鲸波依旧”，海风劲吹。由于风雨侵蚀，这座孤亭不久就倒坍，因此，《光绪通州直隶州志》上只提了提“后人建渡海亭”，实际上渡海亭当时已不存在。直至民国四年，张謇因偶然的机会，才在杨家环附近重建了一座渡海亭。亭中石碑正面为“宋丞相信国公文文山渡海处”十二个大字，背面刻有张謇的《渡海亭记》。当时，还将近亮度的一所初小改名为“渡海亭初级小学”。须说明的是：杨家环远在范堤之内，距石港不足十里，方向在石港东北，并非昔日文天祥渡海之处。张謇在此建亭，是利用了两户为田产纠纷而献出的地皮。其事见《江苏纵横谈》。降低要求来说，总算有了一座渡海亭，有了一处纪念文天祥渡海的建筑物，补足了南通县名迹中的一处空白。可惜这样一座渡海亭在抗日战争中为强台风所毁。现存残碑一截，藏县文化馆。目前，恢复历史名迹“渡海亭”已引起各方面的重视。通州降元和观音山义马墓文天祥在通州，曾与杨师亮商讨恢复大计。杨师亮说明淮安州守将许文德拥兵数万，战船百艘；此外，盯眙、泗州、泰州等地俱在宋军手中，后办也很可观，可以共成大事。他建议文天祥至永嘉（今温州）见二王，待新朝廷出后，他和许文德等便立即响应。文天祥认为此法甚好，面归后定派人前来联络。为了给未来领兵交锋作准备，文天祥经常出通州东关溜马，观音山、天竺山是他经常到达的所在。据民间传说，天竺山前有个池塘，即为当年文天祥洗马之处，所以称“洗马池”；天竺山庙内的“独木鼓”，即为文天祥溜马时擂鼓助威所用之物。文天祥南渡之后，曾向丞相陈宜中说明和杨师亮约定共举大事，谁知陈宜中心怀嫉妒，不以为然，暗下派毛浚来到通州。杨师亮没有接到文天祥的书信，怀疑毛浚不诈，想杀掉他，担毛浚逃走。恰巧这时元军进逼，杨师亮于是降元。文天祥听到这一消息，曾集杜句发出这样的哀叹““纷然丧乱际，反复归圣朝。秉钧孰为偶，扶颠永萧条。”文天祥在通州逗留期间，经常出东关溜马。他南渡时将马留在通州。元军占领通州后，那匹马不食草料而死。人称“义马”，暗下将其掩埋在观音山前，称“义马墓”。《南通县图志》载：“观永市有文天祥马墓。”义马墓用石砌成，占地约二平方丈，旧时，人们在瞻仰文丞相祠之后总要前往看一看。张謇曾写了一首《文文山马墓碣》：主人为国能致身，马报主人如主人。马骨一寸千斤银，埋金有光墓上尘。过墓朝朝横目民。明初，当地人为了纪念文天祥，曾在观音山寺内辟出一室，作“文丞相祠”，春秋祭祀。不久寺废祠圮。后来当地一些信佛的人集资修建观音山寺，而文丞相祠却没有恢复。嘉靖八年（年）秋，通州判官史立模路过观音山，僧正司、观音山寺住持能秀提出建祠请求。史立模进寺读了所藏的文天祥诗，大为感动，捐出俸金元线三千贯，作为建祠工料费，由能秀雇工兴建。新祠居佛刹之前，祀“宋少保佑丞相兼枢密使信国公谥忠烈文天祥，”附祀“司农卿广东提举招讨副使杜浒”、“承信郎江南西路兵马都监赣州驻扎金应”、“环卫官吕武”等七人。祠前为“忠义门”。新祠落成后，史立模亲自举行了一次祀典，当时传为美谈。史立模在《重建文文忠公祠记》中指出：“以公足迹一尝至此，疑其浩气磅礴，无所不至，此或少留焉。所为寄公之神，一以作后生之气，一以愧苟生之徒，或有裨名教万一耳。”“宋宰相使皆如公，不惮艰险，之死靡他，宋得亡乎哉！”“昔公《正气歌》中有云：‘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行实载信史，夫人得而知之。”这些说明了建祠的缘由，也提出对人们的期望。稍后，葛增有《谒文信国公祠堂》诗：“西来烽火蓟云屯，愤烈平生国士恩。不使至尊亡社稷，肯从穷发并乾坤。山河一死车马改，伏腊千秋俎豆存。朔雪胡天秋万里，海风山马费招*。”文天祥去到永嘉，朝见南宋朝廷端宗赵昰，受命都督后马，进军江西，一度收复州县多处，军威大振。景炎三年（年），宗崩，卫王赵昺继立，加封文天祥少保信国公。同年年底，文天祥率兵暂歇五坡岭吃中饭，元兵突然掩杀过来，结果被俘。元将劝他投降，他表示宁死不变心。在被囚于燕京的三年期间，他“坐卧主小楼，足不履地”，始终不屈，最后以自己的行动实践了“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誓言。他所作的《正气歌》，成为千古传诵的名篇。文天祥的一生事迹是爱国主义的典范。他在通州的遗迹，曾教育和鼓舞了后世千千万万人的斗志。今年是这位民族英雄殉难七百周年，县人民*府已决定拨款一万七千元于五总重建渡海亭，恢复历史名迹。爰引诗一首，借为结语：文山正气炳千秋，*海滩头足迹留。一片丹心悲雪窖，三月雪浪觅神州。狼峰尚解英雄恨，义马犹知故国忧。伟烈孤忠殊可敬，新亭屹立颂中流。

通州倭患始末

明戈

明代，我国东南沿海一带深受倭寇骚扰之害。通州滨江濒海，为扬州、金陵屏障，倭寇入侵，必然首当其冲。明太祖洪武五年（年），倭寇开始骚扰浙东，发现官兵无备，便肆意妄为。不久，倭患便向北蔓延，江苏（当时称南直隶）沿海开始告警。洪武七年（年）春，大批倭寇乘船在通州登陆。由于承平日久，江防松懈，致使倭寇得以直薄城下。据旧志记载：当时倭寇“大肆焚劫，烟焰蔽天，昼夜不息；郭外数里，顷刻丘墟。民庶遭其屠戮，积尸遍野；哀哭之声，彻于远近”。幸得参将解明道领兵赶到，全城民壮也上城防守，并肃清了潜入城内的倭寇内应，全城才得转危为安。倭寇首次入侵通州中，便给人民留下惨痛的回忆。通州倭患为害最烈的时期，要数嘉靖年间。其时可以说是连年告急，且一年之中竟然接踵而至，民无安宁之日。嘉靖三十二年（年），大股倭寇骚扰松江、太仓，并派出一部分渡江北犯，劫掠吕四江家场一带，。而后窜回江南。嘉靖三十三年（年）四月初，倭寇三千多人包围通州，纵火焚烧城外民房、寺庙，杀死男女数千人，并搭云梯攻城，情况万分危急。扬州千户洪岱等领兵前来增援，不幸中途中了倭寇埋伏，奋战而死。全城兵民苦苦相持二十多天。正当惶急之际，巡扶都御史郑晓所檄调之徐（州）、宿（迁）、邳（县）援兵到达，城中兵民民开城出战，倭寇才仓皇退走。事后，郑晓还开仓赈济灾民，掩埋被难者尸骸，豁减赋税，与民休息。这些措施，深受人民欢迎。同年八月，倭寇再犯吕四场一带，占据便仓李秀才住宅以为据点。官兵虽然将其紧紧包围，但倭寇十分狡猾，在围墙上凿开小洞，从中发射铅弹；官兵进攻，伤亡很大。相持至九月初，淮南兵备副使张景贤率领大批兵丁到达，根据情势，采用火攻，才将这批倭寇全部歼灭。嘉靖三十四年（年）三月，倭寇五百多由单家店（今平潮）窜犯狼山，所经之处，焚劫一空。狼山巡检司尹鼐所部不多，仍竭力抗击，结果兵败被俘，不屈而死。倭寇得志后北犯通州，兵备副使张景贤率兵出战，于城南大败倭寇，毙敌甚多，并截获未及逃离的倭船一只。同年五月，倭寇三犯吕四场，为官兵所败，场上盐民也愤起共同驱逐入侵之寇。嘉靖三十五年（年）四月，倭寇第三次进犯通州。百户戚继爵领兵于狼山附近抗击，力战而死。倭寇直薄城下，但由于民兵协同严密防守，倭寇未能得逞。相持至五月，淮扬兵备副使马慎败倭于狼山，福山把总劝城领兵乘胜追击，击沉倭船多艘。嘉靖三十六年（1年）夏四月，大批倭寇由掘港窜犯白蒲。兵备副使马慎率兵将其包围，倭寇乃突围南窜。

曹顶领兵追击，杀敌多人；追击单家店，因天雨路滑，战马蹶倒，不幸遇难。五月，倭寇数以千计，第四次入侵吕四场。千户吕时中不待援兵到达，便单骑提双刀突入倭营，连杀倭寇多人。倭寇相顾惊愕，待其发现官兵不多、妄图反击时，恰好大批增援官兵到达，倭寇乃仓皇遁去。八月，倭寇流窜至寥角嘴（当时通州的东南角近海处）夺船下海逃逸。苏松兵备副使熊桴率水师战船设伏海上，倭寇中伏败走。嘉靖三十八年（年）四月初，倭寇数千大举入侵狼山。其时，狼山新设副总兵邓城，所募之众多是新手，一战使损兵四百多名，倭寇得以长驱至通州城下。幸好城内早有防备。倭寇见无隙可乘，乃北窜白蒲，转而入寇如皋，皋民死难者一千余人。同年秋初，由江南北窜之倭再寇通州，遭民兵抗击后弃通州北犯，与前一股倭寇合流，“西窥淮扬，势如风火”。朝廷震惊，乃飞檄征调青、沂、曹、徐诸州兵马驰援，并以浙江副使刘景韶总督军务，首战丁堰，暂首八百余级，挫倭锋芒；再战于西场，斩倭一千五百多，生俘十五人，余众二千多仓皇北窜；官兵分路合围，并利用范堤发挥骑兵威力，穷追勿舍，接连败倭于栟茶、刘庄。当时，沿海一带均有戒备，早将舟船收藏，因此，倭寇无法逃逸，最后被歼于东台之白驹场；其一股流散掠食者，也为乡兵消灭。这次倭患自夏至秋，前后四个多月，才告平息，共斩杀倭寇三千多人，内有金盔大酋长多人。至此，倭寇丧胆，沿海得以安静。此次平倭连连告捷，主要在于“立什伍之法，定援应之规，练乡兵、严保甲，设将官，筑城垣，造战舰，为水陆战守之计”（兵部侍郎蒋应奎《平倭记略》）。而且，将士用命，“运筹布策，井井有条”，兵民协同，奋勇抗击，终于使近二百年之倭患得以宣告结束。倭患平息，创痕犹深。人们永远不会忘记那些抗击倭寇、保卫乡士的英雄。他们在通州昭宗祠里供奉于抗倭中阵亡的战士牌位，春秋祭祀。他们将嘉靖三十四年三月城南之战中斩下的倭寇头颅掩埋在一处，称为“倭子坟”，并在其南一里许，建了曹公祠；单家店北街头曹顶死难的地方也建立了一座曹公亭，借此纪念杀倭英雄曹顶。此外，州人马坤、江一山还写下了《平夷碑》、《平倭颂》，颂扬了巡扶都御史郑晓、淮南兵备副使张景贤在剿除倭寇中的功绩。不秒文人还为两次狼山之捷写也诗篇，现录户部主事郑继之《闻狼山报捷》诗一首，作为结语：龙骧百万向南征，水战堂堂赤帜横。旋报狼山歌小海，喜看元帅是书生。连年江海伤多事，此日朝廷念太平。汉戌秦疆多鄙陋，须将四海作长城。

图：余西古镇

通州被倭有感

陈尧①

几年烽烟困苍生，痛哭郊原父老情。*口鬻钱②供国税，白头携杖点乡兵。春天耒耜③悬空壁，月夜旌旗照满营。但愿将军多智略，洗刀沧海④罢长征。

〔注释〕①陈尧——字敬甫，号梧冈，明代通州人。少有才名。嘉靖十四年（年）进士，官至刑部侍郎。为官能体察民情，世称“名臣”。②*口鬻钱——卖掉孩子。*口，指婴儿。鬻，出卖。③耒耜——泛指农具。④洗刀沧海——在大海中洗净兵器，以备收藏，表示将过太平日子。

金沙南山“翠微诗社”

宋建人

金沙南山，为明代建筑，有关帝殿、三宫殿、文昌宫、翠微楼。南山地处半村半郭，前为旷野，茅舍树木，竹园小桥，青翠掩映：“翠微”之名，由此而来。每当细雨霏霏，四周全笼罩在烟雾之中，因此，“翠微观雨”旧时被誉为古沙十景之一。有首诗作了的描绘：楼高百尺接飞霞，一片浓烟四面遮。颗颗珠光抛殿角，条条绿影挂檐牙。小桥流水穿鱼艇，细杏青帘认酒家。爱煞竹房人寂静，慈云法雨润昙花。清代乾隆初（年前后），当地文人张克岐、克谦兄弟，与个道人十有煜、闽南名士刘名芳、新安（今安徽歙县一带）程文光、浙江张廷珪等于南山结成“翠微诗社”。名流聚会，相互酬唱，达十年之久；足迹遍及鑫沙场之胜迹，如毓秀山、范公堤等，为金沙历史增添了一段佳话。现将“翠微诗社”主要成员及其诗作简介如下：丁有煜，字丽中，号个堂，原籍海门，后为通州静海乡（今兴仁一带）人。年轻时摈弃科举，致力于诗文、书画、篆刻，在诗画上造诣尤深。喜与远近名流交往，誉满大江南北。晚年，住通州城南西寺桥东之双薇园，幅巾宽袖，避世隐居，自号“个道人”。此名从他擅长画竹，“竹不离个”而来。郑燮（板桥）有诗曰：“秋风秋雨双薇村，江南江北个道人。”对他备极称赞。“业而勿专，老无一就”。这是丁有煜的自谦之辞，更是他治学的经验之谈。张氏昆仲对他十分推重，奉之为“翠微诗社”的长者。他在金沙的诗作，暂时无法查考。但他晚年不为足疾目疾所难，仍坚持吟诗作画的这种坚强毅力，今天仍在激励着后人。刘名芳，字南庐，号可翁，闽中人。文才卓著，但蔑视功名，而寄情山水之间。乾隆初于军山之上自建茅屋，以道自适，自号“七山外史”，曾于*泥山之东麓编纂《五山志》二十卷，记载通州名迹。他与丁有煜常有诗文来往，人称他“才从山史著，诗与道人殷①”。至金沙，与张克岐友善，于南山翠微楼联诗社数年。卒后，葬于狼山骆宾王墓旁，袁枚称之为“闲云踪迹”的诗人。他在“翠微诗社”有《秋结社翠微楼有感》：翠微耸起欲干云，似与琅峰接不分。到处乾坤饶胜迹，教人风雨构奇文。三江北去秋偏早，四海东来日近矄。大半勾留俱似此，老翁何事泪沾巾。他的《舟泊金沙》一诗，勾勒出清初金沙的概貌：一帆撑破五山霞，直到横桥路转叉。若个创成鱼米市，凭谁披出海江沙。钟疏寺远堆云渚，水碧舟停种竹家。料得有人能识我，不令游子帐天涯。程文光，号老松，新安人。精于书法、诗画，为要淡泊自守，有高士风度。诗社中同仁多命子弟以师礼事之。他的《翠微赠别》：翠微社里惜离群，十载追随礼意勤。花径犹依东道主，草常恐勒北山文②。吹箫吴市③人甘蹈，鼓琴齐门④世厌闻。他日相思何处是，松江烟水紫琅云。他于归途乘舟殁于松江。张克谦给他的悼诗为“龙去鼎湖⑤人已远，诗留尘壁气如生”。由此可见对他的高度评价。张廷珪，字荆石，号枫岭，浙江人。善诗，工书法。品性高洁，胸襟旷达。因避世流寓金沙南山，为“翠微诗社”成员。他的《宿南山翠微楼有感》：短榻寥寥鬓影孱，蚓吟蛙唱亦环山。井听疏响人初静，院满寒声户未关。海色低云天四野，夜心孤火屋三间。乾坤瓠落⑥真成惯，江风江雨处处闲。他在金沙逗留期间，览遍全场胜迹，写有“古沙八景”组诗，如“范堤牧笛”、“翠微观雨”、“北寺枫林”、“新阁赏雪”、“横桥落霞”、“鹤湾步月”、“龙溪垂钓”、“曲港*”。张克岐，字宇邦，号莼湖，晚年号隻鹤；张克谦，字自牧，号虚堂：同为金沙场毓秀山人，以诗闻名通州。张克岐是“翠微诗社”的发起者、东道主。有《秋日翠微楼偶集》：绿封妻荫子卷妓衣⑦，相逢旧侣莫相违。江鱼鲜味厨羹熟，岩桂香风客座微。料熳珠玑文宴集，清闲车马荜门⑧稀。夕阳天朗秋光好，晴雾轻烟隔岸晖。张克谦有《同个道人、刘南庐等集翠微社即事》：旧社怜岑寂，吟情兴已违。迎门深树合，入座午风微。地僻尘嚣净，村荒到客稀。开轩邀二仲，未许遽言归。另有《和登南山》：极目平原外，楼高绿水临。萤流池上火，花吐雨中心。碧草间阶合，清樽对月斟。凭虚风入座，爽垲⑨可狂吟。从以上的介绍不难看出，“翠微诗社”的社友多是一些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的文人。他们厌恶那争名夺利、尔虞我诈的“嚣尘”，赞美与世无争、庇佑众生的“慈云法雨”。他们没有向封建统治者歌功颂德，有的是因“岑寂”、怅惘而发生的“狂吟”。这正是对当时封建统治高压*策的一种反抗形式。刘名芳结庐军山，如他自己所说，“鸟知罗网稀，人外依巢父⑩”，走的是弃家出走、力求与世隔绝的道路。他以及他的社友，对历史上那些树义旗、力挽狂澜，或是避尘世、遁迹深山的历史人物，是热情讴歌的。刘名芳在《得骆宾王遗、题名断石》中有这样的诗句：“落漠江淮思客衷，荒天无路自迟徊。义兵戮尽心难死，劫火烧残骨未灰”。这既是在慨叹前人的遭遇，又是在表露自己的心迹。至于丁有煜在《狼山东麓奠宋金将军墓》中所咏唱的“已知国破心同死，况是唇亡齿独寒”，“尘蒙万耻辜明圣，事急千疮骇见闻”，不仅对追随文天祥力图恢复宋室的义士金应，表示深切的悼念，而且也暗示出自己国破蒙耻的愤激情绪。再看他的《中秋风雨》“天心⑾应忌满，此夜月羞明。愁于欢时伏，光从敛处生。”这首短诗抓住了特定的时间、景色，以“满”“明”一语双关，指出人心归向，表达了眷怀故国、寄希望于未来的深沉民族感情。这对唤起民族意识是有其作用的。由于他的诗作反清思想倾向比较明朗，因此，至乾隆四十七年（年），他的诗集全部遭到禁毁。在“翠微诗社”中，象丁有煜这样富有民族意识的并不乏其人，程文光即其中之一。他的《题张公坡》，热情歌颂了明亡之后效法伯夷、叔齐耻食周粟而采薇深山的张之斗⑿，赞美他“出则安社稷，穷亦守礼义”，而斥责那些卖身投靠之徒“靦颜博富贵，……九原应抱愧。”这样的诗句，出在文字狱遍布国中的乾隆年间，不能不是一种出于民族意识的冒险之作。在“翠微诗社”的其他社友中，这种思想倾向或明或暗，只是强弱程度有所不同而已。与民族意识相联系的，是对人民生活的关怀和同情。丁有煜曾写过多首反映人民苦难生活、鞭挞官府漠视民的诗篇。《富庄驿》写出人民遭受水灾的悲惨情景：“其为三日雨，又绝一年粮。鸡犬同升屋，鱼虾各近床。”《已亥荒》则悲愤地控诉了官府的横征暴敛：“不哭赈粥粥不足，还哭七分三厘熟。”这些诗句真个是字字血泪，感人至深。其他如刘名芳卖赋*衣、鸠工开辟攀登军山绝顶的羊肠小道⒀，张克岐捐资架设*泥山通军山的彩虹桥⒁，等等，表明“翠微诗社”的社友在对待人民的态度上是心心相印的，也是值得称赞的。了解“翠微诗社”的思想倾向及其意义，不能单看官修的志书，而要透过诗篇的字面，联系诗人的作为，方可得出比较可靠的结论。总之，抹去历史的尘埃，了解一下“翠微诗社”的存在及其影响，很有必要。〔注释〕⑴殷：盛大、重大。此处意思为有重大价值。⑵北山文：指南朝齐文学家孔稚圭所作《北山移文》。作品对表面退隐山林、内心留恋利禄的所谓隐士加以揭露与讽刺。诗人引用于此，是说自己诗作还远不及《北山移文》那样抨击有力。⑶吹箫吴市：指春秋时楚国的伍员（子胥）被难出走后，穷困潦倒，在吴地陵水吹箫乞食。后世以此比喻行乞街头。⑷鼓瑟齐门：春秋时吴王阖闾为太子波聚齐女。女常思念家乡，日夜哭泣，因此病倒。吴王为之造北门城楼，令女往游其上，女病始愈。因名北门为“望齐门”后称“齐门”。“鼓瑟”，即“琴瑟鼓之”的简称，指夫妇相亲相爱，这儿指让齐女安心嫁与吴太子。⑸龙去鼎湖：古代传说*帝在鼎湖乘龙升天。后世以此指帝王之死。这儿用来指深有影响的人物去世，是夸张之词。⑹瓠落：亦作“濩落”、“廊落”。语出《庄子·逍遥游》：“剖之以为瓠，则瓠落无所容。”指其中空虚。⑺妓衣：即珠帘。⑻荜门：“蓬门荜户”的省略，指穷人住的草屋。⑼爽垲：指高朗、洁净。⑽巢父：传说为唐尧时的隐士。尧以天上让之不受，在树上筑巢而居，人称“巢父“。⑾天心：表面指人头顶上的天空，实际指天意，一语双关。后文的“满”，既指月的盈满，又指清朝；“明”，指光亮，又指明朝。⑿张之斗：明崇祯时协镇狼山，后闻国变，痛不欲生，仍避居军山东南落星岩右，荷锄辟地，谢绝宾客。后人名其地曰“张公坡”。⒀攀登军山绝顶的羊肠小道，这条路后人称之为“刘郎路”。路旁山壁上有题字：“此路为闽中刘南庐所辟。浙东枫岭山人过而志之。他日或来，庶使桃源不迷也。”计三十一字。⒁彩虹桥：张克岐有《自记彩虹桥落成》诗。其中有这样的诗句：“先我有心有刘郎（即刘名芳），嘱我为桥架泽畔。”“乡人高揭曰‘彩虹’，从此溪山画里看”。

南通县旧*权概况

严际中

南通县旧*权的体制和管辖区域的划分几经变革。在军阀割据末期，即一九二〇年左右，南通县管辖二十一市、乡，即南通市、唐闸市、平潮市、观永市、竞化市、金沙市、石港市、刘桥市、四安市、西亭市、余西市、余东市、吕四市，白蒲乡、兴仁乡、三乐乡、骑岸乡、余中乡、三益乡、垦牧乡、刘海沙乡。县治设南通城内。当时市、乡的区分，主要看人口数，四万人口以上的为市，四万以下的为乡。县治为南通市，机构称“南通县公署”，县官官衔为县知事。县知事以下，设三个科长，分管民*、财*、教育和建设等。县直机关有警察局，专管城区治安；劝学所管全县学校。县公署还兼理司法，设承审员审理民、刑案件。各市、乡设自治董事会，有总董事一人，董事二至九人（视市、乡规模而定），多由地主、资本家担任。他们秉承县知事的命令办理教育（当时小学校长由董事兼任）、建设、慈善等事业。董事以上还有乡董，是董事的助手。董事和乡董出入公门，包揽词讼，称霸乡里，统治人民。他们表面上无薪给，实际上收入却不少，如筹办捐税中乘机肥私，为人调解纠纷时接受贿赂，谁的钱墩儿高谁有理。有时为产业双方争执激烈，相持不下，他们就劝双方助公，兴办学校或慈善事业，暗中乘机肥囊入己。另外，市区设巡警局，头儿叫局长，乡区设巡警分驻所，头儿叫巡官。局、所都有所谓巡长、巡士，供局长、巡官驱使。巡警局、分驻所由县知事直接领导，县公署设警佐具体掌握。巡警局、分驻所的职责，本为维持地方治安，查缉盗贼，处理违禁事项，如禁烟、禁*、禁*、禁娼、禁宰耕牛、取缔仙方堂等等。但由于他们几乎没有经费，这些查禁项目，往往是布告一贴，被禁者买帐；金钱到手，变禁为纵。这就是巡警局、分驻所筹费的不二法门。所以，那时的局长、巡官不但空绸吃肥，有的还把鸦片抽。他们为了站稳脚跟，则与董事狼狈为奸，相互利用，一方面倚势为地富、大户催租逼债，一方面则乘机敲诈勒索，鱼肉百姓。此外，还有“草鞋讼师”，乘民间争吵或殴打事故，唆使一方告状兴讼，将纠纷拉到巡警机关处理，又帮助对方辩诉。结果是两面讨好，从中得利。当时一些头脑清楚的人讽刺说：“乡下人不发癫，讼师的烟囱就不冒烟。”一九二七年，国民*接管了南通县，县公署改称县*府，县知事改称县长，县治仍设于南通城。县*府仍设三个科，另有秘书一人。起初，司法仍按前例，由*府兼管，直到地方法院成立时止。县警察局改称公安局。不久，县直机关各科有的改称局，如财*局、教育局、建设局等。一九二八年，各市、乡自治董事会撤销，改为行*局，下设民*、南下、建设三股。蒋介石叛变大革命后，局、股长人选，地富士绅居多。此外，各市设公安分局，乡设公安支局，由县公安局垂直领导。市、乡财*局建立后，主要工作只是编查了一下户口，平时只是承上启下，办一些文牍。以后因经费无着落，职员不安心，有的行*局长离职去区长训练所受训，工作濒于停顿。公安分、支局经费也很少，他们就自行开源，把过去巡警局、所的一套沿袭下来，还评起地方的肥瘦来，有“金刘桥、银四安”的说法。一九二九年，县的管辖区划作了调整。将二十一市、乡划并为十八个区，并改用序数称号，情况如下：第一区：南通城区，原南通市。第二区：唐闸区，原唐闸市。第三区：平潮区，原平潮市。第四区：刘桥区，原刘桥市。第五区：观仁区，原观永市、兴仁乡。第六区：四安区，原四安市。第七区：奇石区，原骑岸乡、石港市。第八区：西亭区，原西亭市。第九区：金乐区，原金沙市、三乐乡。第十区：竞化区，原竞化市。第十一区：余西区，原余西市。第十二区：益余区，原三益乡、余中乡。第十三区：余东区，原余市市，包括六甲、包场。第十四区：吕四区，原吕四市。第十五区：刘海沙区，原刘海沙乡。第十六区：白蒲区，原白蒲乡。第十七区：三余区，为新设区。第十八区：垦牧区，原垦牧乡。区的机构称区公所，负责人为区长，多乡区长训练所毕业。区长下设助理员，协助办理区行*；另有雇员搞缮写等工作。助理员、雇员人数，视区的范围大小而定，一般为二至三人。区公所建立初期的工作，为主的完成了区以下的建制。区以下设镇、乡公所，头儿为镇长、乡长，副镇长、副乡长，均由区公所遴选，报县加委。镇、乡下设闾（二十五户）、邻（五户），头儿称闾长、邻长。镇、乡长以下均无薪给。奇怪的是争当镇、乡长的人很多，有的甚至用钱买了做。当时有这样的打油诗道出其中奥秘：“田房买卖官中抽，排难解纷捞油水；经手捐税囊更肥，赴宴总是坐席头。”其中说的“官中抽”，因当时田房买卖，官契纸在镇、乡长手里，要按卖价百分之几抽取官中，名为公所经费，实则归入私囊。一九三一年，国民*为了诱骗群众更驯服地接受其统治，下令推行所谓地方自治，实行训*，让民众执行选举、罢免权，首先实行镇、乡长民选。但候选人定有居住年限、资历、恒产等条件，且所选出人数双倍于所需人数，报由县*府圈定。结果当选者多是剥削阶级及其代理人。有个区长曾得意忘形地说过：“仙家还是仙家做，哪有凡人做仙家。”这正说出了反动统治阶级的心里话，反映了当时的民选不过是场骗局罢了。一九三〇年前后，由于红十四军在本县活动，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先是余东汤家沟一带财主被惩治，弄得县保安团无法对付。当时的所谓县长张栋慌了手脚，向省里求援，由省警察队派来一营兵力进驻二甲镇，营长庾世梅执行蒋介石的“宁可错杀一个，不可放走一个”的反动指示，胡抓乱杀。奇石区一次送去二十九个人，通通被枪毙。该区地主老财曾送区长张杰“为民干城”的扁额。也有人就南通西公园为庾世梅树碑立传，以志纪念。早在一九三〇年夏天，反动统战阶级就为扑灭革命烈火在谋划，由县长为首罗致所谓各界代表组织成立“南通县保卫委员会”，各区也相应成立了“区保卫委员会”，举办保卫团，由区长兼任区团长，招兵买枪，经费摊派在各户头上，由乡、镇长收缴。保卫团日夜巡逻放哨，妄图镇压共产*的活动。有的乡镇也自筹经费，办自卫队，有的大地主在庄园上筑起炮楼。由于国民**府采取种种反动措施，迫使革命转入低潮。一九三四年，国民**府将十八个区划并为十三个区。即：原先的南通城区和观仁区并为第一区。唐闸区和平潮区合并为第二区。刘桥区和白蒲区合并为第三区。四安区和西亭区的岸内部分并为第四区。刘海沙区改为第五区。奇石区改为第六区。金乐区和西亭区的岸外部分合并为第七区。竞化区改为第八区。余西区改为第九区益余区改为第十区。余乐区改为第十一区吕四区改为第十二区。三余区和垦牧区合并为第十三区。并区，是加强统治的一个方面。在“攘外必先安内”这一极其反动的卖国方针指导下，国民*县*府还通令停办“自治”，实施保甲制度，通过重查户口，编组保甲。一般十户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保长由甲长推举；乡、镇长由保长推举，并由区公所报县加委。保甲编组以后，出生、死亡、徙出、迁入，每月上报户口异动。最*辣的是强迫同甲各户出具连保切结，具结后，如发现哪家有形迹可疑的人，其他各户要立即报告，倘若不报，查出“坏人”，各户要连带办罪。这样做的目的，迫使共产*人无处立足，无法活动。在这期间，本县大部分地区的公安分、支局撤销，有关违禁事项也由区公所兼管，区公所也多了一项“生财之道”。如鸦片*准领“戒烟执照”，购“官士”抽吸，限期戒绝。结果变成公开吸食，戒而不绝。“一·二八”淞沪抗战后，国民*县*府借口准备抗日，下令抽训壮丁，由区团部掌握这件事，区公所配合；区保卫团的队长兼教练，责令各乡、镇抽送壮丁，集中区团部受军事训练。富户不肯自己去受训，就出钱雇用穷苦壮丁代受训练。以后，国民*县*府利用自首变切分子搞所谓“特工”组织，为其充当鹰犬，通风报信，威胁共产*员自首，扼杀革命活动。这下子，国民*县*府以为太平了，由县总队部将区保卫团改编。各区如有需要，由县总队派兵进驻。壮丁训练也由所谓中心民众学校负责训练；区公所提供壮丁花名册，并协助做征集工作。壮丁受训后，回各乡、镇组成自卫队，负责地方治安。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七日，日寇侵占南通城，唐闸、白蒲、平潮相继沦陷，金沙、石港、余西等地也曾一度被占领。此后，我县有各种部队，彼此间的摩擦时有所闻。在此期间，区公所的工作主要是办军差，招待过境军队，借被帐，搞铺草，筹供粮草蔬菜，供给民伕，等等。有些部队军饷无着，强迫区公所代为摊代捐款。他们是有*子不去打，专门欺负老百姓。例如，他们通过乡、镇长，强迫群众买他们的高价盐等，群众称之为“绑票盐”。他们还公开进行绑票勒索，收捐截货。有的土匪也自称部队，拦路抢劫，夺财害命，活埋货主。李观音堂、羌家渡一带就是当年“行不得也”的禁区。一九三九年左右，汪精卫公开投降日寇以后，在蒋介石“曲线救国”的指示上，大量“国军”公开投敌，不少杂牌部队也摇身一变成为“和平军”。南通城内有日汪的县*府，金沙、石港、平潮、刘桥、西亭等地有其区公所。国民*的县*府先驻金沙，后迁至北兴桥。由于敌伪经营窜扰，行*区划和体制残缺不全，县相机关仅保留了教育局，司法由县*府兼理。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新四军东进接管国民*旧*权为止。

南通姓氏初探

鲁梅季子

“鸟飞反帮乡兮，狐死必首丘。”这是伟大爱国诗人屈原在《九章·哀郢》中借以发抒他对故国眷念之情的诗句。狐狸将死，其头必朝向它出生的那个山丘，比喻不忘其本。“鸟飞反乡”、“免走归窟”，都是为了怀念故土。物尚如此，何况人乎！“村高千丈，叶落归根”。如今，由于人为因素而长期被阻隔于海峡彼岸的台湾同胞，念老之将至，骨肉难聚，思乡之情，油然而生，能不凄然！何况故国已非昔日满目疮痍，而是百废俱兴，气象万千，这就更会触发他们的乡思，甚至故国神游，十分向往。溯脉昆仑，同为炎*子孙，龙的传人，手足何堪隔离？！俗话说：“异姓为兄弟，金兰结友好。”那第，同姓更是“五百年前为一家”了。我县在台者有之，在欧、美、拉、澳者有之，在东南亚更是为数众多。海外赤子，一旦归来，总要省亲访友，谈话内容少不了宗族眷戚如何如何。姓氏如同一条无形的纽带，在民族感情上把彼此紧紧联在一起，正是这一点，引起笔者作一番探求。对于诸家之谱，笔者尚未熟谙，只能就其大概，考其根源，并借此就教于长者。中华民族姓氏之多，也是世界之最。旧时，村塾老学究教授蒙童的《百家姓》，传说为宋人王应麟所编，收录了通常所见的一百多个姓。迨至明初洪武年间，吴沈所编的《千家姓》，已书单姓、复姓共一千九百六十八个。稍后，陈士元先编《姓汇》，收二吉大百余性；继而，广泛收集史牒姓氏，增至三千六百零五姓。撰成《姓觿》，可谓洋洋大观。但是，还不及凌迪知所编的《万姓统谱》为数之巨。赤县神州，原来是个“万姓之邦”！据说，古代的姓氏，既有贵残之分，也有男女之别。显贵者方称氏，平民百姓不够格的；男子称氏，妇女只称姓。汉代班固所作的《白虎通·姓名》中指出：“所以有氏者何？所以贵功德，贱伎力。或氏其官，或氏其事……。或氏王父字者何？所以别诸侯之后，为兴灭国、继绝世也。”如有巢氏、燧人氏、神农氏，以其职事称氏；司马氏、职方氏，则以其官称氏；夏后氏、涂山氏，则以其国或国号称氏。氏，又是古代表明宗族的称号，用于区别子孙支系。例如：“宋（国）之华元、华喜，皆出（自）戴公；向鱼、鳞、荡，共出（自）桓公。独举其人，则云‘华氏’、‘向氏’；并指其宗，则云‘戴族’、‘桓族’；是其虽合之异也。”这说明，“别而称之谓之氏，合而方之则为族”。这就是“氏族”的出典。至于姓，则为表明家属系统的称号。“姓”字从女、从生，表明古代社会从母姓，如：姒、姬、姜、嬴等姓，均从“女”。姓，又用于别婚姻：氏同姓不同者，可通婚姻；姓同而氏不同者，不可能。所以旧时有“同姓不通婚”的说法。至秦汉以后，姓氏合二为一。而氏，则专称妇人之姓，如陈王氏、张朱氏，前为夫家之姓，后为本人之姓。这是须交待一下的。关于姓氏的起源问题，就比较复杂了。上古时，指天地间常见事物而称其姓氏。如山、雷、光、风、犬、马等。这是作为部落与部落之间的区别的一种古老“图腾”的表现方法。至商、周分封子孙及功臣，“因生以赐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其后，遂指国为姓，如蔡、鲁、陈、齐、赵、滕、薛、时、虞、吴、邰，等等。少数则以所居之官、所司之职而称其姓氏，如卜、巫、师、帅、南宫、司马，等等。有的则以所居之地称姓，如东门、南郭，居劳山而姓劳，居茅山而姓茅，等等。汉以后，则因避上讳而改他姓，如庄氏因避汉明帝讳而改姓严，恒氏因避宋真宗讳而改姓常，取“庄严”、“恒常”其义相通。间或有因避乱而改动姓氏的，如端木氏因避仇而改姓木，金日石单之后因迁居于丛家岘而改姓丛，等等。在封建社会里，还有诏令赐姓或改姓的，如后魏赐贺鲁氏为周姓，唐赐功臣张、郭、董等氏为李姓，明赐马氏为郑姓；东方氏则因诏令而改为东、方两姓，诸葛改为诸、葛两姓，尉迟改为尉、迟两姓，等等。东晋以后，*河流域一带少数民族与汉族杂处，耳濡目染，一些少数民族逐渐汉化，姓氏也有所改变，如羌族改为姓口，安息人改为姓安，蒙古人改为姓哈，等等。至明清以后，一些外国人来华学习、经商、工作，也往往采用当姓，有的甚至入了中国籍，但一般无新的姓氏。以上就是诸多姓氏的来历。经历了数千年漫长的岁月，由于各姓之间的盛衰不一，人口繁衍快慢程度不同，以及支系流传的远近有别，因此，又有旺族和稀少之姓的分别，同时因集居的关系，姓氏也具有了地方性。谈到本县的姓氏来源，不能不谈到南通这块土地的开发过程。千年之前，这儿是江口海域中的沙洲，“春燕巢林木，千里无人烟”。唐玄宗时（年左右）始辟为盐场，其中，南布洲（今金沙一带）为流配犯人之地。未几，*巢兵起，北方震动，从*河流域迁来一批避乱的难民。他们扶老携幼，举家南迁，选择了这块未开发的处女地，从事盐业、渔业，间或从中农桑。至唐末，因人口渐繁，遂地狼山设镇遏使衙署，后改为都镇制置院，或称指挥使。本为这防，兼管民*。石港、余庆等地，成为要塞；长沙东社洲，“有渔者于此结社”，也载于旧志。最早的土著，当推从保定迁来的张、王二姓，以及岐山的姜姓、清河的崔姓、汝南的李姓、鲁南的曹姓，等等。他们是这块土地的最早开发者。据一九七一年在陈桥九大队发现的“静海指挥使兼镇遏使”“姚公”的徐夫人暮碑载，当时不仅“煮海积盐”，也开始“务农桑”发展农业生产了。经过五代十国变迁，由于这一带僻处江口海角，相对地安定，因而江南之民不断挈家迁定居，人口又一次大量增加。及至周世宗柴荣平定淮南，全部收复江北之地，遂于显德五年（年）有设通州之举。由此可见当时户口已有一定规模。宋初太平兴国年间（～年）通州已有盐场七处，金沙、西亭之名，由此而始。煮盐之地，往往以姓称之，一时有姜、袁、瞿、李、周、秦、唐、严、顾、蒋、朱、王等灶。嗣后，因海边滩地逐步成陆，海水后退，幅员扩展，灶户渐行从姜、王二灶一线，移近海岸，便于就近到海水煎盐；旧时亭灶，陆续成为农田。如今之秦灶、姜灶、张灶、王灶等，早已有名无实了。通州人口的大量增加，是在北宋、南宋交替之间。当时，金兵南侵，北方之民大批随宋室南迁，移居通州的有：武水的易氏，京兆的杜氏，长林的林氏，昆阳的叶氏，冀南的赵氏，韩城的何氏，崤山的卢氏，渭南的李氏，龙兴的季氏，宜阳的韩氏，等等。这是属于第三期的大移民。但须说明，南宋末年，通州屡遭兵燹，生灵涂炭，据旧志载：“淳祐二年（年）冬十月乙丑，蒙古入通州，屠其民而去。”“时福山寺僧肇志，州人也，目击此变，作诗云：‘见说通州破，伤心不妒忍言。隔江三日火，故里几人存？哭透青霄裂，冤吞白昼昏。时逢过来者，愁是梦中*’。”由于这方面的原因，人口有所减少。元末明初，通州曾为张士诚所据，群雄争夺，田园荒芜，民不聊生。南京的谢氏，含山的陈氏，通州的顾氏、刘氏，迁至今金沙一带定居。及至朱元璋定鼎金陵，乃招抚流民，并从江南移民，至淮南垦荒。永乐年间（～年），南北大运河恢复通航，商旅频繁。这期间，从苏常道迁来的，有邱、陈、宋、沈、蒋、季、金、吴、张、李、施等姓；从杭嘉府迁来的，有赵、姜、彭、萧、杭、夏、俞等姓；从南京和扬泰地区迁来的，有周、刘、胡、戴、秦、马等姓；等等。这是属于第四次建设性的大规模移民。这次移民中，大多以宗族集居，所居之地，多以姓氏称之，如单家店、唐家荡、苏家池、邢家园、马家坝、杨家港、应家铺、林家甸、王家渡、郁家滩、徐家桥、张家沙、金家庄、李家簖，等等。这些氏族集居某一市镇，往往该地亦以姓氏冠之，如，侯家油榨、三姓（张、王、季）街、李四亭、许半街、宋石港、熊袁灶，等等。至于市镇上以姓氏冠于巷名之上的，那就更多了。明、清以来，我县有盐、米、纱、布几大旺业，市廛繁荣，一时间，经商的、避荒的、宧游的、投亲奔友的，……来我县定居为数颇多。清代末年，太平天国革命运动兴起，长江流域一带大为震动，而我县基本上未受波及，大批经商客户和难民源源而至，逐渐在我县定居入籍。计有：南京的许、芮等姓，句容的汤、白等姓，六合的王姓，镇江的茅、郭、庄、巫等姓，丹徒的徐、卜等姓，丹阳的马、杜等姓，苏州的吴、邱、宋、费、归等姓，常州的季、翁等姓，常熟的蒋姓；安徽歙县的洪、王等姓，宣城的程、赵等姓，休宁的胡、金等姓，滁县的孙姓；浙江宁波的叶、沈等姓，杭州的陆、俞等姓，余姚的章姓，宁海的钱、萧等姓。此外，还有泰兴的蔡、周、戚、汪、昝、伍等姓，杨中的马姓，高邮、宝应的丁、唐等姓，如皋的冒姓，海门的成、彭、陶、奚、许、包等姓。这是属于第五次建设性的移民。自清末至解放前，我县交通逐渐发达，堤外新垦之地较多；加之战事不已，灾害频繁；于是提内之民逐渐向堤外迁徙，从事开发。期间，有因多种因素移来的客户，出现了内地的一些冷僻姓氏，如安、居、米、步、冉、房、贲、韶、铁、戎、嵇等姓。二甲镇、三余镇属于这一时间的新兴市镇。二甲镇的经商客户占半数以上，三余镇的客户也占很大比重。解放以后，我县交通日益完善。由于工作分配、婚姻等多种原因，因此而定居我县的，一时间天南地北，姓氏之广超过历次移民。其中有一些少数民族，如回、蒙、畲族的马、彭等姓；还出现了欧阳等复姓。由于历次移民的来处不同，因而出现了所谓“同姓不同宗”的姓氏。旧时往往通过“修谱”来确定一姓的宗族支系。例如李姓，最早是随宋室南渡而迁来的渭南一系，其保居之地多在西亭一带；其后，则有汝南、龙兴、常州等系，一“李”四族，“同姓不宗”。又如陈姓，有元末从安徽含山迁来的，定居在观河一带；其后，又有从金坛、杭州迁来的，形成本支宗族。再如张姓，有宋初从保定府迁来的一支，南渡时由淮阴迁来的一支，明初从苏州迁来的一支，清咸丰间从南京迁来的一支，以及其他各地迁来的，故有“东张”、“西张”之分，有的还不入任何“张氏宗谱”，俗称“野张”。余西有曹、朱、季三大姓，支系繁杂，故有“九季十三曹”之说。石港则有北宋家巷、南宋家巷之则，实际为族系不同的缘故。根据一九八二年人口普查，我县的姓氏有一百五十多个，张、曹、宋、邱、李、王、季等姓人丁较盛。这是因为这些姓氏多次移民前来本县定居所形成的。清人张澍曾撰有《姓氏寻源》一书，对每个姓氏的来源详加考证，对前人的谬说予以更正，而笔者只能根据我县疆域的演变及历代兵事，并走访了一些地方长者，草成此稿，名为“初探”者，尚待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并借此机会，向远在海峡彼岸的同胞遥致祝愿。昔人有言：“穷家难舍，熟士难离。”今日南通已非畴昔，乡镇改貌，焕然一新；生产发展，物阜民丰。愿海外赤子，以统一为重，骨肉翘首，归去来兮！回忆苏北试验乡村师范学校

回忆苏北试验乡村师范学校

陆文蔚

一九四〇年，新四军在*桥决战后挺进通（南通）、如（如皋）、海（海门）、启（启东）地区，共产*领导的苏中四分区各县抗日民主*府相继成立，广大人民一片欢腾。当时，许多青少年迫切要求学习*治和文化；南通、海门、如皋等县城还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之下，不少有抗日爱国心的教师纷纷从敌占区跑了出来，避居乡间。一些拥护共产*、热心教育事业的同志，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兴办学校。苏北试验乡村师范学校（简称乡师）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一九四一年春节后，我到南通县第七区滥港桥小学工作。当时，这所小学是抗日民主*府领导下的一所有六个班级的完小。校长陆见齐，思想倾向进步，热心教育事业。他看到许多学生高小毕业后不能升入中学是个问题。于是提出打算筹建一所相当初中文化程度的乡村师范学校。他的倡议得到学校同人和社会人士的支持赞助。在校内，我是积极支持者之一。三月间，他和我第一次到北兴桥找南通县抗日民主*府，向教育科长陈修定同志说明建校意图。陈当即表示赞同，叫我们拟个计划报批。我们回校后拟好计划和申报报告，由我再去县*府找陈。不久，我们就收到县*府同意创办乡师的批复。陆见齐同志从事教育工作多年，在当地较有声望，于是由他负责聘请校董，成立校董会，筹集建校经费，扩建校舍。我比见齐同志年轻十一岁，当时又是高级部科任老师，课务较好调动，因而由我四出奔波，聘请老师。我首先去找避乱隐居在东社西边四甲乡间的我的老师徐立孙先生。战前，他在南通中学、南通师范学校教音乐和生物，而且是古琴专家，又擅长针炙医疗，很有声望。当时，他避乱隐居在四甲乡间，靠行医度日。我在南通师范读书时，对他很尊敬，师生情谊较深，一谈之后，他同意每周到校教课三天。另外几天仍旧行医，以解决一家五口乡居艰苦生活费用。战前在如皋师范担任教务主任的季子善先生，在教育界也是有声望的，当时避乱居住在东社东边十甲的家中。还有和我有亲戚关系的陈竹波先生，原是南通城里的一个中学的历史、地理和美术教师，当时也避乱蛰居在东社镇家中。我先到东社拜访了竹波先生，他乐意到乡师任教。然后由他介绍，我到十甲去约请季子善，他也当即应允。以后，我又到曹埠镇去找我在南通师范读书时的同班同学李昌权同志，他擅长数学，当时在曹埠一个人家担任家庭教师。我去后，他也应允到校任教。当时居住在滥港桥的徐敬仁先生，是日本留学生，他同意到校义务教学英语。这样，教师的班底在小学放暑假前就搭起来了。经陆见齐同志的多方奔走和校董会的大力支持，在小学操场西首建起了一排平房：三个教室（其中一个教室兼做食堂）、两间厨房，还租赁了桥南周家的几间平房，作为教师和寄宿生的宿舍。七月初就招生，共招了近七十名学生，分两个班：一个乡师班，学生四十多人；一个初中班，学生二十多人。暑假期间，除徐立孙老师外，我们全体教师到如皋县马塘西北的许家楼邱升中学参加由抗日民主*府举办的第一届文教研究会。学习了一个多月，听取夏征农、洪泽、王野翔、吴天石等领导同志的报告，进行了学习和讨论，初步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一九四一年九月一日，乡师正式开学。陆见齐同志任校长，季子善任教导主任兼教乡师班的教育课程，徐立孙教动物、植物和音乐，陈竹波教历史、地理和美术，李昌权教代数和几何，我和另一位从南通城里来的教师（刘子馨）各教一班国文，徐敬仁教初中班英语。有些教材是自编的。当时寄宿生，有的离家几十里来校就学；有些走读生，早来晚归，中午带饭，每天往返步行一、二十里，风雨无阻。当时学生学习勤奋，生活刻苦；教师工作十分认真负责，生活极为简朴。徐立孙老师每次上课，都从三十里外的四甲家中赶来，不论刮风下雨，从未误过学生一节课。开学后不久，南通县县长梁灵光同志带领部队经过滥港桥，留住一宿。他不辞辛劳，到校看望师生，并作了报告。他讲述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勉励师生为争取抗日胜利而勤奋工作和学习。晚上，他还全体教师聚餐联欢，师生受到极大鼓舞。开学后不以两个月，金沙镇的敌伪几次下乡“扫荡”，经过滥港桥，师生虽及时疏散，未遭残害，但许多衣服被洗劫，学校感以不安全，设法转移。乡师班和初中班下半学期迁到张家沙地主张子豪的住宅去上课。这里比较偏僻，学校没有受到敌人的骚扰，平安地上完了第一学期的课，对学校艰苦办学、对师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倍加慰勉。一九四二年春节后，为便于领导和管理，乡师班和初中班仍迁到滥港桥同小学部一道开学。开学后没几天，季子善教师突然接到金沙敌伪的恐吓信，不得不忍痛地离开学校。另一名国文老师又自动离去。学校经费因校董会无力筹措，更加拮据。一般教师，除伙食外，每月只领五元津贴，但就是在这样艰难竭蹶的情况下，在校师生仍坚持把学校办了下去。乡师班和初中班合班上课，两班语文和教导工作由我担任。一九四二年二、三月间，梁灵光同志第二次率领部队经过滥港桥，他如同第一次一样，与师生欢聚。他得知乡师经费困难情况后，立即批示拨粮六千斤给学校，以维持教工的基本生活。因而，学校在极度困难的情况下仍得以继续办学。当时，日寇不时下乡“扫荡”，学校师生采取敌来则分散以避之、敌去则集合而搞教学的对策坚持办学。苏中四分区行署文教处长江树峰同志一度曾到学校打埋伏一个多月。陆见齐同志把他安排住在学校北边的一户四面环河、比较隐蔽的农民家中。一九四二年五月底，敌伪开始大“扫荡”，先在丰利、马塘、掘港一带大“扫荡”，继而又在南通县通中地区大“扫荡”。滥港桥地处金沙到掘港的交通线上，经常受到敌伪的骚扰。学校不得己被迫停办。学校学生经过近一年的革命教育的熏陶，抗日爱国思想的启迪，增强了热爱拥护共产*、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学校停办以后，有少少学生投奔以新四军，献身革命，在革命熔炉中锻炼成长。有的学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为人民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学校停办后，绝大多数教师仍分散到抗日民主根据地各自坚持敌后抗日教育；陆见齐同志仍在原地坚守岗位，继续搞游击教学，坚持办滥港桥小学；徐立孙老师在敌后坚持抗日教育，曾荣获苏中四分区教育工作会议颁发的“八老奖”；我到东南行署领导下的通师侨校，一直坚持敌后抗日教育。全国解放后，当时在乡师工作的教师，在*的培养教育下，绝大多数都成为教育和其他战线的骨干。陆见齐同志，先后任金沙中学教导主任、南通县中学副校长、南通县副县长和县*协副主席、江苏省第三届省*协委员。季子善老师曾在苏南洛社师范和无锡师范担任教导主任。徐立孙老师曾在南通师范任教，医院针灸科主任，是江苏省第三届省*协委员。陈竹波老师曾在南通市第二初中任教。李昌权同志曾在南通女师和通师任教。我先在南通师范任教，一九五八年到南通师专任教，一直至今。我们有时相聚在一起，回顾滥港桥乡师这一段教学生活，都感到时间虽不长，但曾为兴办和坚持革命根据地抗日民主教育，培养抗日建国人才尽了一点绵薄的力量，精神上感到十分欣慰和愉快。如今，立孙老师、子善老师、昌权同志和见齐同志都已先后谢世，竹波教师早已退休。我追怀这近一年的乡师办学情况，抚今追昔，既不胜感慨，又感到无比自豪：我们这一批爱国的知识分子，在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候，都坚持了民族气切，为培养莘莘学子尽了一点微薄的力量，为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作了一点应有的贡献。今天，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策的指引下，在*的十二大宏伟目标的鼓舞下，我这个健在者，我还坚守教育岗位，更应加倍奋发努力，和当时在乡师学习的校友同志们一起，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宏伟蓝图、贡献自己毕生的精力。

第一位美华左翼作家

——蒋希曾

熊祝

蒋希曾，号松泉，又名咏沂，笔名雅龙。原籍本县骑岸乡。从小聪颖过人，勤奋好学，成绩出色。师范毕业后，进南京东南大学攻读教育专业。他思想进步，毅力过人。早在师范读书期间，即从事社会活动，宣传破作迷信，打倒军阀。东南大学*治斗争复杂，他在辩论中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凭机智雄辩而嬴得多数，在青年中颇有影响。他还选择南京夫了庙闹市区宣传革命道理。大学毕业后，因*治色采较红，无法在南京容身，仍去广州革命*府工作，分开身份是国民*左派。一九二六年五月，蒋介石提出《整理*务案》，篡夺国民***军财大权，共产*人、国民*左派受以限制，他亦被猜忌，乃于六月远渡重洋，赴美留学。先在洛杉矶斯坦福大学读研究生；同时，任国民*海外部中文报纸《中国少年晨报》编辑。不久，被一帮右翼分子排挤出编辑部。此后，参加出版左倾的中英文周刊《中国导报》。由于南京*府对他发出通缉令，因此，被移民局作为共产主义宣传者而逮捕，准备引渡回国。幸由“国际劳工保护会”和“美国公民自由同盟”两组织出面营救，得以获释。后至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并从事文学创作，在艰苦条件下自行出版销售，成为受人注目的文坛人物。他的第一本著作《中国革命诗》，采用半诗剧或表演诗形式，抒发炽势的革命热情，九首中有五首曾在美共报刊《工人日报》和《新群众》刊载。美国著名作家厄普登·辛克莱曾为这本诗集写过荐词，指出这些诗“是青年中国的完美的声音”，反映“世界上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正在觉醒，正在要求他们做人的权利”。一九二九年后，他离开大学，在饭店打零工，仍坚持创作，于三十年代，写成《中国红》（一九三一）、《“出番”记》（一九三五），以及三幕剧《死光》（一九三九）等三本书。《中国红》为书信体小说，充满革命热情，几乎是作者的自传。这本书当时在苏联认为“是一个最大运动的可贵缩影，是即将誔生的新中国的声音”。新四军东进后，陈丕显、陈伟达等看过书后给予很高的评价。《“出番”记》由纽约斯皮勒出版社刊印发行，是蒋的一部最的作品。书中一些情节，与作者的生活经历有关：描写纽约下层华人窘困境遇，以及他们的罢工和示威游行。蒋也曾在纽约街头抗议日本侵华的游行中散发传单。三幕剧《死光》写一九三七年上海抗战。作者当时在纽约大众戏剧运动中相当活跃，常在联合广场与十四街附近参加戏剧演出。他于四十年代初多居好莱坞，先后在八部电影中担任角色，成为职业电影演员。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六日因病逝世于加里福尼亚州好莱坞。一九七八年二月三日，华盛顿国会图书馆柯立治大厅举行的音乐演出会中，《萨柯-梵塞蒂》和《支那人一洗衣匠》两首歌词即取自其《中国革命诗》。美国现代革命文化史专家思·薛利称赞“他是美华文学的前驱者之一”，“是第一个美华左翼文学家”，并且指出“在研究中美文化交流史时，他是一个不可不论及的人物”。

永远不会忘记的亲人

——回忆哥哥蒋希曾

一个偶然的机会，读了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五日《文摘报》转载一九八三年第三期《读书》杂志刊登的赵毅衡所作《蒋希曾——一个不应被忘记的华裔作家》一文，我顿时涕泪交流，悲哀难抑。文中所写的蒋希曾，正是我远别五十七年、多方寻找、打听的胞兄。原先是生死不明。读赵文后知他已于一九七一年七月十六日去世，埋骨异域。十二年后的今天，我方知哥哥已不在人间。远望天涯，哀思萦绕脑际。难忘的回忆，把历史推向半个多世纪以前的一九二六年夏天。当时，哥哥蒋希曾已是一名倾向共产主义的革命青年。他在国内到处宣传革命，写过不少歌颂工农、控诉旧社会的诗篇，以致受到反动势力的迫害，在国内难以容身，不得不远涉重洋，赴美留学。哥哥蒋希曾，小名松泉，又名咏沂，曾用过笔名“雅龙”。清光绪二十五年（年）农历五月初五出生于江苏省南通县骑岸镇的一个贫苦家庭。哥哥比我大两岁。在我七岁时，父亲吐血病故。我十一岁，寡母染肠痈身亡。这些病并非不治之症，但由于家境贫寒，加之当时中国科学落后，使我们的父母过早离开了苦难的人间，留下了我们兄妹两个孤儿和年迈的祖父母。我家的生活来源，起先靠父亲蒋惠明在表叔张子隽粮行当职员的微薄工资。父亲去世后，依赖母亲帮人家缝衣、带小孩糊口。后来，族中有一富户没有生育，带了个儿子；我家属于近族，因此得到这家富户的十二亩田，生活才算有了着落。只记得在我十八岁那年，八十多岁高龄的祖父母相继去世，家中只剩下我兄妹二人。在祖父母未去世之前，我投靠在亲戚家。我的家乡骑岸镇邻近南通城，两下相距不足七十华里。家乡老一辈的知识分子在外地工作的较多，这是因为家乡的文化较之其它穷乡僻壤发达。哥哥从小聪颖过人，加以勤奋好学，因而学业成绩出色，在乡里前辈的资助下，他读完实业家张謇首创的中国第一所师范学校——江苏省第一代用师范。此后，又考取了东南大学；其费用一部分由亲友资助，另外借了六百元。哥哥大学毕业后，在南京做教师，刻苦节省，还清了债务。这是二十年代初期的事。哥哥从读师范起，就开始在乡里宣传革命道理，移风易俗，破作迷信；以后，渐渐地态度明朗，宣传共产主义，其内容是打倒军阀，以及中国为什么贫穷落后，等等。他经常在街头巷角，或农村集市，发表演说。哥哥宣传共产主义，旗帜鲜明，毫不吞吞吐吐。据哥哥在东南大学的同学、老*员窦止敬同志回忆，哥哥在南通城，在南京夫子庙，往往用两块手帕打个结，作为旗帜挥舞，或者以摇铃为信号，召集群众，向群众讲演。当反动军警前来干预时，他就消失在人群中，……哥哥曾在广州革命*府工作过，具体年代我记不清了。现在，我手里仅存的他的一封亲笔信中，有这样一段：“……那天，我和一位同学前去国民*中央*部看廖先生。哪知方到那边，就看见一个打倒在地，原来是凶手；阶石上鲜血满地。廖先生上汽车的时候就死了。另外还有一位陈先生，过两天也过世了。这是暗杀案的情形。……”寥先生，虽然是指寥仲恺。哥哥曾在孙中山丧事筹备处工作过。这是他在上海写信告诉我的。这些片断的往事，已过去将近六十年，有的记忆犹新，有的印象模糊。而今亲人已逝，招*无处。我今年八十三岁，风前残烛。所恨兄妹一别之后，竟成永诀，不禁凄然。哥哥在中学时代，每逢假日回家，总要宣传穷人为什么穷苦，是由于存在着不平等的社会制度；他反对搞迷信活动，反对女孩子裹脚。到了大学时代，更是公开演说，到处宣传。他凭热血办事，不大讲究策略，往往是单枪匹马去闯，没有依靠组织。最后，他成了反动势力的眼中钉，肉中刺，在国内无立足之地，不得不筹措结结巴巴的经费，赴美留学。他到达美国不久，南京*府就在上海《申报》、《时事新闻报》上以头版头号字刊登通辑令。美国当局将他逮捕，准备交驻美使馆押送回国。后经美国进步人士和“国际劳工保护会”营救，方得脱险。当时家乡亲友，特别是我，得知凶讯，十分震惊，焦急、忧虑之情难以形容，后来，收到哥哥的来信，说是从旧金山到纽约，路费就是六百元，是朋友帮助的。可叹他的*治抱负在国内不能实现；被迫流亡国外，又身陷囹圄，几乎被引渡回国，险遭不测。时至今日，人们已把他遗忘了。我还记得，起初他说要到苏联去，后来却到美国去了，我也记不清是什么原因使他改变初衷。这一直是我心中的一个谜。可能是认为美国“文明”，要前去考察一番；也可能是经济上接济他的人士起了作用。至今回想起来，到美国去他一生中关键性的一步。这一步走错了，是我们这一对孤儿兄妹生离即是死别的悲剧起点，也是他一生坎坷、飘零异国、壮志难酬的结局。一个革命者，既不能在祖国立足，又不能为美国所容。从我哥哥所走的道路可以说明：单凭坚强的意志、坚定的信念和舍身的精神，而没有*的组织领导，是徒劳的。哥哥在大学时，与南通的严瑞麟订婚，他俩是自由恋爱的。可是，当希曾远涉重洋、南京*府发布了通缉令以后，严瑞麟单方面登报声明解除婚约，当希曾在美国被捕后为进步人士营救释放，写信要瑞麟到法国马赛去会晤时，严已与上海富商王贡三结了婚。严瑞麟的哥哥严鼎臣，是南通崇敬中学体育教师，与希曾至好，直到晚年，还很怀念希曾。他一直责备他的妹妹不该那样对待希曾。哥哥在美国，曾不断寄回许多书报杂志，有中文的，也有英文的，其中有他的文章。这些文章一针见血地揭露当时中国反动派的腐朽。人们看到这些印刷品时虽有些害怕，但又爱看。我收到他最后一封信和一本书《中国红》时，是一九三八年的事。信中说，等新书出版，即将回国。但此后杳无音讯。忽忽四十五载，这本《中国红》在新四军东进时，好几位首长看到过。当时，我住在如东掘港南乡农村，已与周皋言结婚。皋言思想进步，在新四军影响下参加革命。记得陈丕显、陈伟达等领导曾赞扬这本书写得好；今上海出版界、文教界老干部李俊民同志亦知晓此事。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到我哥哥的无产阶级立场，为人类求解放的意志。能在二十年代、三十年代，赤裸裸地以工农为题材，把矛头直接指向军阀，指向国民*反动势力，态度如此积极，这是不简单的。写到这里，不免要谈一谈他的进步思想从哪里来的问题。我的家乡南通县骑岸镇，知识分子较多。老秀才王志平和我家兼亲搭故。他擅长诗文，工书法，经常给我哥哥指点。通师校长于敬之，是日本留学生，对我哥哥很器重，帮助我哥哥读完代用师范。还有进步知识分子方仲谟，是与康有为、梁启超有交往的人。他与我家仅一河之隔，接触频繁。这是令人奋发向上的环境。加之我兄妹从小过着贫困的孤儿生活，更激发我哥哥作主观努力。老一辈看到他好学上进，十多岁就初露锋芒，便着意加以扶持。一个贫苦的孤儿，能读完大学，是罕见的。记得哥哥有这样两句诗：“我们织布，我们身冻；我们种谷，我们腹空。”诗句语言朴素，却道出了工农受苦、剥削阶级享乐的真谛，启发人们去改变这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可是，由于多种原因，他在出国赴美时是徬徨的，迷惘的。他给我的最后一封信，眷念革命、怀恋祖国之情，跃然纸上。他说，新书出版，即将回国。接以这封信后，就断绝了联系。回想一九二六年古历五月初十，他在家启程，我哭泣相送。他责怪我：“你怎么没有一点勇气？！我多则五年，少则三年，就会回来的！”对今已是五十七年了，再也不能见哥哥回来了。我有一个革命的哥哥，在蒋介石执*的年代，他却成了“罪人”，我也只能低着头过日子。好容易盼到解放，盼到中美建交，十多年查找，却音讯杳然。读了《文摘报》和《读书》杂志上赵毅衡同志的文章，我庆幸，激动，悲哀，愤恨。我庆幸哥哥没有被人们忘记，他是祖国的儿子；我激动他在美国的处境，他在异乡的经历可歌可泣；我悲哀从此失去了患难中相依为命、相扶成长的亲人；我愤恨中外反动派的残酷，我哥哥深受他们迫害！借此机会，我感谢赵毅衡同志，他具有热情、踏实、细致、一丝不苟的学者风度，他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写出了这样好的文章，指出希曾不应被人们忘记！哥哥啊，你梦寐以求的理想已经在中，华大地实现了！你一贯向往的中国人民要有志，要站起来，也成为现实。织布的人，不再身冻；种谷的人，不再腹空！我不想以泪水来荡涤个人痛苦，也不以空话来寄托哀思。我写出这些，是让年轻的一代知道革命果实来之不易，知道这一辈曾付出多少代价；我们应如何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作出贡献。乘此机会，寄语我哥哥的生前好友，他没有辱没你们的帮助，他在异乡含辛茹苦地走完人生的历程，请你们能从淡漠的记忆中，写点关于和希曾接触的片断，用来研究他这个人。亲人永逝了。我身边保存着他的一封亲笔信，一帧全国大学生英文讲演比赛获得第一名的照片。细睹亲人遗物，回忆人世沧桑，想到自身老迈之年，哥哥离我先去，有何以堪？好在祖国日趋繁荣昌盛，足以使我们骄傲。我有五个子女，都在工作。我的子孙都很幸运，象我兄妹过去那样的痛苦遭遇，再也不会去伤害他们了，因为反动势力早已崩溃，旧制度已彻底被埋葬。然而不能忘记过去。我们的子孙，必须兢兢业业，发奋图强，把前辈们开创的共产主义事业坚持下去，直至最后一息。蔡松贞口述周建民笔录

出生于我县的著名说书艺

——柳敬亭

于学广

柳敬亭，名逢春，明末清初人，明朝万历十五年（年），出生于通州余西，后来随父亲迁居泰州。他本姓曹——余西地方的一个大姓，名永昌，字葵宇。柳敬亭自小就富有反抗精神。十五岁时，他触犯了封建法规，但不愿因此而俯首就擒，便离开家乡，流落江胡。一次，他在柳树下休息，想到自己是个被缉捕的对象，不宜用原来的姓名，就改姓为柳。又因为他满脸都是瘢疤，大家就叫他柳麻子。在流浪期间，柳敬亭借说书糊口。同时，通过说书，表达自己的爱憎和社会理想，反映广大人民的意愿。当时处于社会底层的“贩夫走卒，引车卖浆”的劳动人民，很爱听他说书，常被他绘声绘色的精彩表演，逗得“欢哈嗢噱”，“久而忘倦”，获得极大的艺术享受。听众的欢迎，对柳敬亭是一个很大的鼓舞，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对自己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十八岁时，他拜云间（今松江）说书艺人莫后光为师。通过虚心求教，刻苦钻研，他的说书技术大进，先后到扬州、杭州、南京等地献艺，备受欢迎，使有机会听到他说书的人为之倾倒，被赞赏为“行遍天下，没有敌手”的大说书家。连一些正统文人，也不能不为之折服。当时的名士*宗羲、关伟业、周容等都曾给他写过传记。清代著名诗人王士祯在其所著的《分甘余话》中，就记载了柳敬亭说书的况，说柳敬亭在南京“说评话”，“所至逢迎恐后”。的确，柳敬亭的“说评话”不仅轰动一时，而且影响十分深远。

扬州评话艺人一直把柳敬亭当作开山老祖来敬奉。柳敬亭所以能在说书技艺上获得如此重大成就，完全是他对艺术精益求精的结果。他通过长期艺术实践，总结了说好书必须在“养气、定词、审音、辨物”等方面下功夫的经验，并注重深入生活，熟悉民间风尚习俗，尤其重视对人物性格进行精心揣摩，因而他的拿手好“书”《隋唐》、《水浒》等等，一上场开讲，书中的人物就活脱脱地出现在听众眼前。据明末亲自听过柳敬亭说书的散文家张岱记述，柳在说武松打虎这回书时，先不说老虎如何凶猛，却尽量渲染武松投店豪饮。在这中间，他对《水浒传》进行了艺术再创造，说武松到酒店时，偏偏店中无人，从则逗出了武二爷的“蓦地一吼”，以致店中酒缸酒坛，都嗡嗡作响。先以声夺“虎”，这就为景阳岗上的英雄把吊睛白额大虫打翻在地作了极好的铺底。正由于柳敬亭说书技艺高超，因而*宗羲赞誉他“每发一声，使人闻之，或如刀剑铁骑，飒然浮空，或如风号雨泣，鸟悲兽骇”，进而取得“亡国之恨顿生，檀板之声无色”的效果。柳敬亭还是一个具有高尚民族气节和见义勇为的人，因而有“义士”之称。著名传奇《桃花扇》就以相当大的篇幅表现了这个人物。在甲申（年）清后兵入关期间，投降派、阉*分子马士英、阮大铖在“留都”南京建立了傀儡*权，柳敬亭断然拒绝与他们来往，并进行了坚决斗争。在当时还在抗清的将领左良玉、马进宝的幕府中，他做了不少安定军心、为民除害和帮人排解困难的事情。他大概活了八十多岁。晚年时，他仍然在安徽庐江以及南京等地说书。他是一个与说书艺术相终始的民间艺人。由于他热爱人民，热爱人民欢迎的民间文艺，人民也永远忘不了他。

金沙镇办学初期概况

人琪

清代末年，南通兴办学校，成绩斐然。关于办学目的，《南通县图志·教育志》曾作了这样的说明：“立国必资乎人材，而培才当即时于子弟，立教必遍乎全国，而变国莫先乎秀民。”金沙，当时为通中大镇。据宣统元年（年）五月通州人口调查成绩表记载：金沙及其四乡，人口为人，其中学龄儿童人。计划以每十六方里设一学校。金沙兴办学校，始于光绪三十一年（年）：二月，于南市、北市分别设初等小学，北市的后称市立第一初小；另外，南山附近有高笠卿私人办的高氏私立初等小学。这三所学校，规模较小。同年七月，乡民反对征收花纱布统捐，因统捐是高笠卿承办，乡民乃聚众砸了“高吉泰纱庄”和高氏初小；骚动还殃及南市初等小学，同时被捣毁。这是金沙镇创校之初发生的一大事件。光绪三十三年（年）八月，将南市初等小学并入北市，就南校旧址扩建金沙市高等小学，由顾鸿闿先生任校长。开学之时，张啬阉先生曾到场讲话。该校计有校舍五十九间，操场、校园各一方，共占地十四亩二分。民国二年（年），改称“县立第二高等小学”，俗称“二高”。它就是今金沙小学的前身。宣统二年（年），于圆门弄惜字局旧址建女子初等小学。民国元年（年），就北川市农会改建校舍，原女子初小并入，以后，并收校左之北市初小校舍，建女妇高等小学，另设刺诱科，称“金沙市立端木女子小学校”，首任校长也同顾鸿闿先生。这所学校一直办至抗战初期，因敌寇侵占金沙而停人。其旧址即今农工部宿舍一带。宣统三年（年）二月，于圆门弄女子初小原址建中市初等小学，后称市立第五初等小学校，八月，于东洋桥河南窑墩附近建东市初等小学，后称市立第四初等小学校。这两校都为单级复式、存在约十年之久，因孙氏校创办而停办。至民国二年（年），金沙及所辖四乡有高等小学两所，市立初等小学十七所，私立初等小学八所，共有学生千人左右，约占学龄儿童数的百分之十二。为了满足初等小学毕业升学的需要，曾任县教育会会长的孙儆（谨臣），于民国九年（年）在东兴桥之东建“孙氏私立高等小学校”。民国十四年（年），遵部令添设初级，改称“孙氏私立小学校”。计有校舍七十七间，雨道二十四间，花房六间；图书仪器，比较齐全；另有较园，假山凉亭，荷池花圃，为学生课余休憩之所。市民习惯称之为“孙氏校”。解放后，称“金北小学”。现称“南通县实验小学”。民国十二年（年），于孙氏校西侧建“南通县立初级中学”。这是金沙镇有中学的开始。该校现称“金沙中学”。以上为金沙镇办学初期概况。虽然当时一些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教育“为当今必不可缓之图”，有的并在办学上作出努力，但国民*当局并没有重视这一根本问题，加之学校收费又非一般群众力所及能，因此就读者仍属寥寥。民国初年，第二高等小学学生因经济困难而退学的就有四十六人。从孙儆所建的孙氏校园也不难看出，该校是有产者子女的乐园，贫苦子第是难有这种学习权利的。

附：孙氏校园记

曹思曾

环古沙四百方里，绝少天然胜境。其足资聘怀游目偃息啸歌者，孙氏校园外殊罕观焉。园为余表仍井澄公所建，位于校之东北，方广可十数亩。门临运动场。南向入门，道以迥廊。廊尽处小亭衔之，下有莲池为葫芦状。东廊而西，狭桥跨其颈。池畔绿杨桃李，交柯连阴，风动影碧，浮映衣袂。渡桥为晚香亭，直对鞠寿堂。亭堂左右，菊畦纵横；每值霜来花放，红紫纷披，幽趣诚不亚靖之东篱也。西十数武，循石径崎岖，乃登延月亭。亭六角，翼然土邱上，高于地者五尺。凭栏瞻眺，园景毕纳。北望村野，田畴交错；烟墟远树，历历如面。四周古柏参差，篁竹郁茂；月明之夜，光影地上，环绕荫映；微风飘荡，若藻荇交横于波漪。南则积危石数百为假山，突怒偃蹇，各据其胜；而与廊阴所迭者，及晚香亭右之双峰，对峙成犄角势，上接霞光，俯瞰莲治，极奇伟之观。其间更杂植海棠，樱、榴、月季、牡丹之属，虽时序递迁，其精英代谢，固无有穷期也。入山口而西，抵花圃，名葩佳卉甚众，尤多异域之珍。张处士馨谷所灌莳也。处士既工画，又谙治花之术，兴来往往忘餐。盖其有得於花木者深矣。昔柳子厚尝得养人术于种树；今之学者，目睹圃内草树，由萌蘖而枝叶，而华，而实，与夫园中之一石一木，各得其所，以显其能者，又乌往不足喻其积学以成材而适世用也哉？民国十五年夏仪孔曹思曾记。

【信息时间：-9-11

原文来源：通州*协